从商法到经济法.doc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从商法到经济法 ——兼论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符启林、李若峤 　 　　关键词: 经济法/商法/市场调节/国家干预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商法的历史，分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指出正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内在地呼唤着经济法的诞生，从而完成了从商法的一元化市场经济关系调整到商法与经济法二元化调整的演化。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两个法律部门，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本质上的亲缘性，从而决定了两者间的和谐互补关系。因此，整合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超越传统部门法的羁束，构筑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法秩序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疑已是当务之急。 　　公元四世纪，曾经雄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日尔曼人的铁蹄下灰飞烟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此湮灭，西欧进入了农耕社会。然而，中世纪数百年的农耕经济未能将商品经济的种子予以灭绝，在土壤、温度、湿度适中的条件下，它必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商法的渊源 　　中世纪末，农业革命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大量剩余农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可能，也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充足的人口和劳动力;同时，海上贸易由地中海迅速波及波罗的海与北海，频繁发生的大量商业交易对交易规则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些规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构筑在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罗马法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库，长期以来人们从中汲取规范，并在商业实践中逐渐发展出新的贸易规则;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复兴时期商人间的频繁交易形成的大量商业习惯。这些商事交易习惯、规则逐渐取得了习惯法的形式，如《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以及《海事法典》等。这些习惯法规范设计严密，充分反映了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关于有限责任、商业信用、票据行为、破产行为、保险精算、理赔以及海损理算等方面的规范设计极为精巧、相当实用，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崇信“交易无国界”的商人们在逐利本性的促使下频繁往来于东西南北，而统一的规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符合其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因此，这些商事习惯法迅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的许多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获得广泛的权威，从而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国际性。 　　商法的两个源头勿庸置疑地昭示着其私法的禀性。其取自罗马法的部分，如所有权，债，契约等相关规范，无疑是罗马私法中规范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易的理念和规则，也是罗马私法的精华所在;而作为其主体部分的商事习惯规则，更是与个体商人间的商业交易息息相关，甚至在很大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交易习惯构成了交易本身。为延续既有的商人地位，为维护固有的交易自由，商人们不惜以巨额的财富和宝贵的生命向封建国家换取“私域”。在这一“私域”中，商业交易应该也只能受商事习惯法的规范，从而使商人们可以免受封建国家的侵扰，独善其身。 　　二、商法的发展悖论 　　十五世纪以来，伴随着商业革命与商法的良性互动，商法进入了近代社会。此时，出于建立统一市场与民族国家的需要，地中海沿岸各国乃至欧洲的一些内陆国都先后制订了成文商法。进入十七、十八世纪，夺取政权后的新兴资产阶级更是迫切需要以法律来维护其统治并调整各类社会关系。由此，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以法国为先导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法典化运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民法典的诞生，给商法典的制订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在整个十九世纪先后颁布的重要商法典有：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以及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等。这一时期集中颁布的商法典也最终确立了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民商分立的体制。 　　通观近代的商法“国内化”运动，其总体上契合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的欧洲各国刚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枷锁，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仍处于上升状态，市场调节是基础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即经济调节的一元化。然而，传统商法“法典化”的时期，既是其发展的巅峰，亦是其走向衰落的开始。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席卷欧洲，至十九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完成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传统商法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社会关系的剧变，以个体权利为本位、旨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商法突然发现：个体的平等地位消失了，对市场参与者的平等保护变为对大企业的关照;对交易自由的维护成为垄断组织获取超额利润的保证;自由竞争异化为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使价值规律无从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