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会馆史论》之籍贯与会馆.docVIP

读《中国会馆史论》 籍贯观念和会馆研究 《中国会馆史论》是何炳棣先生对中国会馆所做的研究，从而形成的一本著作。然而何先生并没有开门见山的直接论述会馆，而是先理清了籍贯这一重要的概念。 籍贯是我国自古就存在的，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我们在现代其实也是感受颇深的。在民国时期实行的户籍制度中出现了户牌和身份证，与我们今日所使用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相比，虽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区别，但在社会功用上无太大差异，甚至这样的户籍制度千百年来，一直牢牢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人们的籍贯观念虽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进化”或是发展，但在人们深层次的观念中和某些牢固的传统上，依旧如古代之民。尤其在何炳棣先生所著的《中国会馆史论》中，对于中国人籍贯观念形成的原因做了十分深入且详细的论证。 中国自古就幅员辽阔，再经过各个朝代的不断努力，版图逐渐得到固定，政治、文化、经济开始呈现高度的统一，但是正是由于广大的版图，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也是突出且鲜明的。何炳棣先生认为：“方言的不同是造成强烈乡土观念的主因之一”，而其中方言和风俗就是地区差异的最直接体现。然，我们现在来理解籍贯观念的形成时，不得不考虑到我们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等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对籍贯观念的产生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何先生在博览方志以及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个要素，在《中国会馆史论》第一章里详细的论证了籍贯观念形成的三大原因。 孝与籍贯 孝，在中国可谓是第一等大事。自古有训：“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等，诸如此类的训语，深刻的反映出儒家对社会伦理和礼俗上所规定的标准。自东汉到唐朝，以及宋元明清，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对于孝的规范和定义越来越呈现出严格和法律上的强制性。 广义的孝包括“养生”和“送死”，所谓“养生”就是在父母年老体弱之时，要履行赡养的义务；而“送死”则是父母去世后，必须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就在这样的一个履行孝道义务的过程中，就与籍贯发生了联系。“在礼俗上，孝的‘养生’方面与籍贯往往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会馆史论》 何炳棣 台湾学生书局 1966年 第一章P2 父母在，不能远游而应该在原籍躬身服侍，这是大多数古人的伦理观；而关于“送死”方面，统治阶级在法律上规定的更加严格，原则上各级官员都必须卸任归原籍奔丧，并且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大多为朝廷重任在身无法卸任的官员可以“夺情”。大多数平民百姓虽无法律上的规定，但是其礼仪已成，也都受着道德的制约而遵循着守制二十七个月的俗规。唐代以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庶民必须在本籍守制，但是可以根据古代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方式得出，在多数人都是农民的社会里，就算法律中没有规定，农耕者也必在原籍。 还有一个就是，何先生在阅读大量史料中还发现，东汉至两晋时，凡是长期守墓或是千里迎柩原籍的人，在正史、方志、列传等中都是大加标榜的。因此，孝行使得社会上大多数人都逐渐养成一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观念。 历代官吏籍贯禁限 除了孝之外，我们历代的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任用上，也是形成了一整套籍贯禁限的。严格的地缘性限制，使得官吏的铨选和任用，在地方上必须回避本籍的人员。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的强大，免除地方对中央的威胁。 最早在西汉时，就已经颁布法令规定：“地方各级监官长吏不得任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相国不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本县、本郡人就不能用” 《中国会馆史论》 何炳棣 台湾学生书局 1966年 第一章P3 东汉时限制更严了，相继颁布“监临法”和“三互法”，所谓“监临法”就是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也就是甲州人有在乙州任刺史的话，那么乙州人就不能到甲州去任刺史，以防止相互比周之弊；而“三互法”就是“监临法”的延伸，扩展到了三个州官员的任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纷争混乱，各大势力为了拉拢地方豪族，而不得不对地域禁限做一定的开放；尤其在五胡乱华时期，中原为五胡所占，大批北方士族南迁，为了继续保持本族在北方的门第荣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开始重谱牒、重郡望。这对于籍贯观念中原籍和祖籍的重视，具有有十分深刻的促进作用。 到了隋唐大一统的时期后，中央就开始对地方势力进行削弱的举措了，相继的恢复了汉代以来关于官吏任用的地域禁限；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制”，希望以此永远的防止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两宋对官员的任用在籍贯禁限上，应该是甚于隋唐的；元代亦有类似律令；“大明会典简明扼要，所收律例远较宋会要及大清会典事例较少” 《中国会馆史论》 何炳棣 台湾学生书局 1966年 第一章P5 到了清代，官员的铨选对籍贯禁限陡然严格，大体上都是在遵循两汉的遗规，但是“此类禁限周详缜密，无以复加”，可以想象清代的禁限是达到了整个籍贯禁限之巅峰了。 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