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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在冲突与缺失中前行 　　摘要: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十分必要,但《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面对冲突和缺失,我们应当做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一致;健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可预期的被告人认罪程序。 　　关键词:证据开示制度 缺失 冲突 　　 　　证据开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各自掌握和控制的证据让对方知晓的制度[1]。实践表明,证据开示制度使控辩双方在庭前能够了解到对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确认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既可以避免依靠突袭或技巧来决定胜诉的倾向,提高庭审质量,促进诉讼公正,也可以防止因要求中断庭审以核实有关证据而出现审判的拖延和无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2]。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律师法》作出重大修改,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有效的保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刑事诉讼法》等等法律制度的尚未修改以及《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 　　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 　　 　　一、冲突―《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在《律师法》修改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两部法律之间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主要存在着律师会见权、律师阅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冲突严重制约着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具体而言,《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存在如下冲突: 　　(一)律师阅卷权的冲突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这一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相比,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权已经由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意味着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掌握控方的所有证据材料。 　　(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冲突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这一规定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意味着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取消了律师须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材料的规定。律师只要有相关的证书和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事项,这也意味着律师可能在庭审前掌握到更多的证据,而控方则对这些证据无从知晓。 　　《律师法》修改以来,由于与《刑事诉讼法》的上述冲突,现阶段部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仍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由,限制律师行使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导致律师所掌握的控方证据和自行调查到的证据有限,控辩双方的信息容易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均衡,从而不利于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给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带来了困难。 　　 　　二、缺失―证据开示配套制度的缺失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一种移植进来的制度,在制度移植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证据开示配套制度的完备问题。就我国目前证据开示的配套制度而言,显然是极其缺失和不够完备的,如果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同时不对其配套制度进行改革,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将遭遇许多功能性的障碍。具体而言,我国证据开示的配套制度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缺失: 　　(一)律师辩护制度的不够完善 　　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证据开示的主体主要为检察官和律师,因此律师的介入是证据开示的条件之一,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只有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才肯定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只是有可能得到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