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更需要德治VS中国社会更需要法治.docVIP

中国社会更需要德治//法治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得不够，甚至忽视了德治的作用，结果法治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鉴于此，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甚至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从而陷入邪恶的深渊。从汉代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德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求国家的所有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遴选和任命的，都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注意“修身”，即随时随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家庭中，要孝敬父母；在孝敬父母的同时，还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应当帮助他人和关心社会，最重要的是忠于国家及其根本利益。 第二，要求统治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即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人们只有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从内心中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 第四，强调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充分运用道德激励的方法，通过道德教育，使道德在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