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尚须改进制度安排.docVIP

PAGE  PAGE 7 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尚须改进制度安排 　　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仅采用诸如习惯、社会舆论、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等柔性道德教化手段是不够的。笔者认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要取得实效，同时还需要相关的、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能被新闻从业人员所认可和接受的制度安排，以及时地“扬善”和“惩恶”。 　　 　　制度对道德的约束 　　 　　制度的产生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归根到底，它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态决定，但是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它只是规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规定了与这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最开始这种社会关系只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但人们的生产活动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社会关系成为人们的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约束条件，实践的主体（人）就会在实践中“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并以此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进行理解，然后将社会关系中合理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部分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和结构，就形成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 　　制度的产生是以一定的观念为先导，这种观念先导就是伦理精神，“即实践主体对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作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基本价值取向”①。要想使人们在实践中产生“应该如何”的精神需求，首先就必须把这些要求（正直、公平、乐于助人等）形成制度，使之实体化和结构化，并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制度最先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因此探究制度对人的道德约束还要从“经济人”的理论假设谈起。“经济人”这一概念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度的；二是“经济人”是驱动的，追求自身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动力。因此“经济人”具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动机一方面表现为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另一方面表现为损人利己。因此，“经济人”的行为若缺乏有效的约束，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就难免会产生搭便车、敲竹杠、机会主义等行为。因此，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提供一种激励，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使其正当的利益得以保护；同时又要明确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及如果违反制度的话代价是什么。这样，“经济人”损人利己的心理和行为将会得以抑制。从这种角度来说，设计出完善而可行的制度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仅仅有了制度还不够，制度所得以产生的伦理精神必须和人们头脑中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一致，这种制度才会被自觉认可和接受，才会真正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产生约束力。制度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外在的他律，这种他律要内化为行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并运用到实践中，才会提升道德水平，否则制度只是一个空壳。制度的功能通过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即明示和暗示：明示主要通过制定的各种规范昭示某种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中的章程、守则、承诺等；暗示主要是制度通过内涵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默示某种价值准则，进而整合人们的思想、行为，更新或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审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方面，我们有1981年中宣部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的《记者守则》，有中央1987年发布的《关于纠正当前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几点意见（草稿）》，有随后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及1993年中央明确禁止“有偿新闻”的“七?三一通知”等等，但是纵观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些文件似乎并没有多大程度上刹住新闻失实、“有偿新闻”等问题，而且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诸如虚报发行量、肆意炒作、揭人隐私之类的事比比皆是。 　　由于我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性质及其属性，使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往往以行政治理（召开会议、下发有关文件、配合的舆论宣传等）为主要手段。这种方法规模大、声势强，但实践表明它不能深入人心而引发所预期的人们的自觉行为，所以收效甚微。 　　从制度的角度反观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历史轨迹，我们发现，作为从业人员活动之重要约束机制的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准则、章程等制度形式，“政治性过强，职业特点不够鲜明”，可操作性不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道德要求多于职业道德要求。此外，中国记协的地位和权威性，使《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事实上是一种行政指令性文件。② 　　 　　1.现有制度缺乏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以《准则》为例，在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规定中“新闻工作者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报道实情、讲实话，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力求全面地看问题，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努力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采写和发表新闻要客观公正。不得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掌握的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