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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4 注意公共信息资源的商品化现象 　　我国目前职业道德水平不如人意，“职业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往往持漠视态度，而对‘权’和‘利’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想方设法绕开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用手中的‘权’来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利。”①事实上，那些拥有公共信息的部门和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公共资源进行有偿转让的“商品交换”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了。 　　2001年3月11日上午，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各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但绝大多数记者只能作“壁上观”，因为考古部门已将现场直播权卖给了当地的浙江影视文化频道，其他媒体的记者只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了解发掘进程。 　　2001年12月，安徽省蒙城县在牛群上任时真正“牛”了起来，县委宣传部要求前去采访的记者每人缴纳300元“押金”。蒙城县委有关方面的说法是“300元钱是替酒店收的，为了便于安排记者食宿”。 　　2002年12月底，负责发掘江苏泗阳一座大型汉墓工作的南京博物院，将此次考古发掘报道权进行“有偿转让”，江苏卫视和《南京晨报》各以1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这一报道权。 　　学者喻国明认为，如果一个人把其公共事务上的特殊信息优势，转变成个人获得利益的渠道，是不正当的，比如公职人员。大众媒体的采访权实际上就是受众的知情权，向媒体收费就等于向百姓收费，是不尊重百姓的表现。作为社会公职人员，接受采访收费是荒谬的，无论国内国外，历史上都没有这个惯例。②他举例说，牛群当县长，是从公众人物向公职人员转变，应该了解自身应负的责任。牛群做公众人物时已经从媒体上得到了许多注意力，他应该有义务向社会回报，媒体也应该敦促他们树立回报社会的意识。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认为，一个依靠国家财政来维持的社团组织应该是非赢利性的。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的机构，它所占有的是公共资源，因此它所控制的信息资源的报道权是不能转让的，它所拥有的信息也是不能卖的。 　　《东方?t望周刊》的记者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采访时得知，“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活动中获得的内部信息写成的新闻作品，已成为媒体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某杂志总编辑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东方?t望周刊》的记者：“全国省级和大部分地级市的公检法机关都有我们的特约作者，主要是里边的宣传干部。他们或亲自参与办案，或有条件调阅卷宗材料。各地重大案件的稿件，就是参与审判的公检法人员提供的，化名发表。”③ 　　党政机关、公检法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公务机构和大中型企业，掌握着大量新闻信息。这些机构都设立专职或兼职新闻干事，负责向媒体提供本单位的新闻线索，或直接写成新闻稿。但不管是线索还是成品稿，都经过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属于职务行为。许多单位沿袭传统的管理办法，紧盯住新闻干事，严把审核关。一些单位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后，要求“一个口子对外”，所有工作人员不得随意接受记者采访。一些媒体从正式渠道不能获取充分的信息，便从机关工作人员身上打主意，于是披露新闻信息从“公对公”变成了“私对公”。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便利，了解某些政治经济决策，或参与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可以接触到详细的文件资料和事件当事人，掌握内幕内情。这类公职人员近年来已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编外记者”队伍。 　　当手中握有公共资源的人开始寻找商品价值的时候，对公共组织的危害是极大的。公共组织拥有权力，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拜金主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导致“公益性目标”的损失。大量应该公开的信息资源被非法“售卖”给个别媒体，使这些公共组织的肌体与形象遭受严重的侵蚀。 　　公共信息资源的商品化，对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危害也显而易见。媒体的存在是因为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公众需要知道事关大众的社会事件的真相。众多媒体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报道，使大众得以完整地了解事件。当某一媒体可用巨额费用买通公共组织或其工作人员而独享某一信息时，就会形成“信息垄断”。这种非常态的“独家报道”，容易为歪曲事实或掩盖事实的企图提供温床，最终损害的是公民及时准确获知信息的知情权。 　　公共信息资源的有偿转让之所以能够存在，与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有关。一方面，记者的采访权没有保障，这就使得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地自行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某项采访；另一方面，当前信息发布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因此加强立法、加强信息的透明度，是关键的解决之道。 　　（作者单位：楚天广播电台） 　　 　　注释： 　　①钟玉明：《信息不畅催生“编外记者”公职人员“爆料”牟利？》，转引自《西安晚报》2004年11月29日 　　②《要采访先付50万摇媒体成为被宰“肥羊”》，千龙网2003年3月7日 　　③转引自明铭：《论“支票簿新闻”》，《西部电视》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