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文化对道德“何以可能”的论证.docVIP

PAGE  PAGE 7 浅析中西文化对道德“何以可能”的论证 　　人类的道德“何以可能”是中外思想家思考很重要问题之一。孟子曾言“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这个“几希”就是人的道德行为。换一句话说，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可以有自觉的道德行为；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法制和道德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两根“支柱”，在一定意义上，“道德”更具有根本性。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现代性进程导致人类道德领域出现了重大变化，人类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道德理论遭到了全方位的质疑和摧毁，人类社会需要重新审视道德领域出现的若干问题。而在当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道德行为“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逻辑上既是道德问题的“根基”，也是当前道德问题务必回答的首要问题。 　　在西方的文化境遇中，从古希腊开始，就从没有停止过对人类道德“何以可能”的思考和探索。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深入思考了人类的道德问题。在人为什么能够成为道德的人的问题上，他们普遍认为；希腊人所应该普遍遵守的公正、节制、勇敢、智慧等美德，是与希腊城邦的需要相关，也是人追求幸福所必须的。以苏格拉底为例，在他看来，人类的道德行为与人的理性能力紧密相关，而这种理性能力决定了人类能够自觉认识到追求至善的好处大于追求恶的好处。如果一个人没有践行至善，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行善的好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结论。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们虽然无一不肯定追求善的正当性，但同时他们并不否定人们追求快乐的合理性。而快乐和道德结合才是真正的幸福。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家把“善”当作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但在为什么追求善的问题上，则侧重于功利的论证，寄托于理性的认知。这种伦理观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功利的价值取向既可以导向道德行为，也可以导向非道德行为，理性认知亦然。因此，这种对待伦理的态度，并没有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找到坚实的基础。 　　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道德理论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人类天生就是有罪的，这是基督教提倡“原罪”的原因，而且，人类的“自由意志”的存在恰恰决定了人随时都有可能犯错，人类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奥古斯丁就认为“幸福就是拥有上帝”。基督教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将人类“何以道德”的原因归结于外在力量的“约束”。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家无不主张人类应该放弃自己，才能更靠近上帝。 　　14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兴起了“人文主义”的思潮，“人文主义”高呼人的自由，倡扬人的解放，反对基督教对人的禁锢，主张用人性代替神性。历史地看，文艺复兴的主张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文艺复兴在突破上帝的束缚之后，却抽掉了西方传统社会一直延续的对人类道德行为的论证，引发了人类对道德“何以可能”的疑问。因为，在基督教时代，人类的道德行为的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对于道德问题的论证。当基督教的合法性被质疑之后，必然引发人类的道德行为“何以可能”的问题。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思想界充分显示了这一历史事件带来的冲击，薄伽丘、蒙田、马基雅维利、彼特拉克等等一系列当时的人文思想家，都呐喊出了诉求高扬人性的声音。这种对所谓人性的合法性诉求，从内容上看与基督教的束缚相反，如果说基督教对人的压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而文艺复兴所诉求的人的主体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却是为人的“动物性”张目。比如《十日谈》、《君主论》等肯定人类放纵自身欲望的合理性，肯定追逐个人权欲的正当性。19世纪的尼采则明确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激烈反对基督教提倡的道德，提倡超人的道德。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性解放的主张，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确立，文化多元的形成等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建构，均与文艺复兴对人的理解相关。但由此而引发的人类伦理领域的激烈冲突和内在挣扎，也成了困扰现代社会的顽疾。由于文艺复兴提倡人性，肯定人类追求“动物性”的合理性，尽管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现代文明的进程，但同时引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加剧，导致了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人们务必加以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间接的例证。 　　面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道德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康德曾经做出深刻思考与回答，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尽管肯定人类道德行为的必要性，但对“何以道德”的问题，并未能做出“圆满”的回答。他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认为对于人类道德的“本体”等“彼岸”的东西，人类永远不可能用人类的“理性”加以认识。在理智上，康德认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证明，而在论证人类的道德问题时，康德不得不假定上帝的存在，从而为人类的道德行为预设逻辑的前提。也就是说，在文艺复兴“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