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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磕头、少说话”谈起 有清一代，人臣死后会被赐以“谥号”，作为一生的盖棺论定，其中最弥足珍贵的是“文正”二字。清祚绵延二百六十余年，其间名臣辈出，而最终获得这一殊荣的仅只八位，其中就包括“大名垂宇宙”的曾国藩。但是，各位看官切不要存了先入为主的念头，认为获得这一谥号的臣子都必须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绩来，其实四平八稳的“伴食宰相”一样有机会掠美，譬如说曹振镛。 曹老先生是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不倒翁”，今天懒于读史的人或许对他很陌生。江山过客，宛若流虹，然而话说当年“曹振镛”三字绝对如雷贯耳。此公一生官运亨通，尤其在道光朝更是做到了军机首辅，当真位极人臣。可是令人瞠目的是，其一生的政绩实在乏善可陈，以至后世的《清史稿》在为他立传时仅仅用了七百余字，便将其生平述尽。庸碌如斯，却缘何能在生前暴享大位？答案自在其中——据说曹振镛晚年时声望达到极致，一位门生虚心向他求教宦海心术，曹振镛简洁明了地作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精辟！诚所谓“曹公语录在，光焰万丈长”！宦海浮沉，得此“多磕头、少说话”六字真言，足以乘长风破万里浪了。在此我们不妨将曹公的话做一细致点评，其实“多磕头”与“少说话”是可以分开理解的。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多磕头”实在有益身心健康，因为从下跪到叩头这一过程可以带动全身零部件运动，足以活血舒筋，属于“印度瑜伽”的变种动作，倘若每天能坚持不懈，必定健康长寿无疑；而从逻辑学角度来考虑，“少说话”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妙着。西谚有云：沉默是金。这与曹公的“少说话”理论又不谋而合，通俗讲就是“百言百对，莫如一言不发”。 遥想封建时代，帝皇高高在上，“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君臣奏对之间，往往一语就可以定荣枯。倘若上头问起你对某件事的看法，而你恰巧此刻还未能完全猜透上头的心意，那么如何应对呢？就怕你说了东，而上头偏偏属意于西，如此必定禄位难保。这时紧急避险的最好办法，无疑便是“少说话”，不说自然便不会错；但是光不张嘴还不行，因为大是大非面前，你总得拿出一个政治态度来，再补充一个“多磕头”的顺从动作，表示悉听尊便，如此才真正万无一失。说到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六字真言真乃官场上的“云南白药”，足以包治百病，放之四海而皆准。 曹振镛之后的百余年间，又出了一位青出于蓝的宦海奇才，简直称得上是曹公的绝代翻版，就是同治、光绪年间的政坛大佬王文韶。此公为人处事，一秉前辈曹公秘诀，真乃不二的嫡传弟子，却又能推陈出新、活学活用，将那“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推向另一高峰，衍化成“御前颂圣”的理论。当时的京师官场，口耳相传地送了个雅号给他，谓之为“油浸枇杷核子”。因为枇杷核子据说是最滑腻之物，倘若再浸之以油，则简直滑得无可匹敌。此语颇能道出王文韶的特点，他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常常要与其他枢臣一并进宫面圣。一次两位同僚在御前为某事争执不下，慈禧太后现场点名王文韶同志征询意见。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左袒则甲怒，右袒则乙怒，于是王文韶同志先是微笑不语，后来见实在推脱不下，才从容下跪磕头，以一句洪亮的“皇太后圣明”轻松过关。御前颂圣，绝不会错，同时变相回避了权臣间的矛盾，任谁也不得罪。以致慈禧也忍俊不禁地笑斥道：“你这滑头，横竖就是不肯得罪人！”不过笑归笑，却依旧圣眷不衰，因为在官 场上一味圆融、不起芥蒂总非坏事，至少上头用着你放心。同僚看着你舒心。 细细剖析，无论是曹振镛也好，王文韶也罢，两人的理论实在是一脉相承的。前者的“多磕头、少说话”是回避矛盾，后者的“御前颂圣”理论是在回避矛盾的前提下，顺带将矛盾轻轻移送到上峰手中，当然亦有俯首听命的意思在，同时间接起到团结同僚的作用，真可谓一箭双雕。其实，曹、王老人家们的这两套官场盖世武功都不是凭空造出来的，他们的秘诀均源自一处——那便是我华国道家中的“黄老之术”，通俗说就是“圆”的学问。太极图是圆的，世界也是圆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很可以找到些共同点。我们老祖宗对世界的认知，居然和那些个蓝眼睛高鼻梁的番鬼相当一致。当年古希腊的那群大哲学家们就曾经聚在一起认真辩论过宇宙的形状问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宇宙一定是圆形的。原因很简单，在各种几何图形中，圆是最优美的，所以宇宙必定也是圆形的。试想一下，天地尚且是圆融的，那么为人处世与之保持一致，不也算得上是上应天命了吗？ 曹、王二公的处事之道，本质上都是以圆滑的骑墙派套路，使得自己在危机面前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回避矛盾或者上交矛盾，最终起到消解矛盾的作用。然而事物都是发展的，这圆融之道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宦海之中站稳脚根确是第一位的，但一味圆融虽然可以免祸，却也过于被动，缺乏进取精神。曹、王两公之后，我华国历史上终于又浮现出两大名人，对这圆融之道加以衍化、合理延伸，各自别开一番生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