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docVIP

　　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 　　走过三十年历程的当代 中国 美学，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徘徊与困顿。显然，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不是为了满足于一种怀旧的记忆，更不是为了举行一个纪念性的文化仪式。因为，与其说回顾是一种记忆，不如说回顾是一种反思，而反思总是当下自己的反思，总是立足于现实的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三十年历程，既漫长又短暂，它既是已经逝去的过去，又是正在进行的现在。如果离开当下所面对的现实 问题 ，回顾反思的意义就只能消散于缅怀的岁月之中。毫无疑问，新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大 社会 转型构成了三十年当代中国美学的社会 历史 语境。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危机。中国美学在这一震荡转型中，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学可以概括为转型期的美学。这里的问题是，从回顾反思的意义上说，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表述？不同的视域将 影响 和决定我们的理解和表述，同时也将影响和决定我们回顾反思的广度和深度。立足于当代学术语境，从 现代 性视域出发，对当代中国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应该是一个较为恰当的立场和视角。 　　从现代性视域看，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急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当代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难以分割的纠缠在一起。因此，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对中国当代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不仅有助于回顾当代美学的 发展 历程，更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反思急速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现代性问题的 理论 层面上看，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亦可概括为“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历经三十年的当代中国美学探索亦可以被表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诉求。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我们看到，美学问题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伴随激剧的社会转型变革而交错缠绕在一起，时而互动共谋，时而相互分离，时而冲突紧张，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样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事件。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性指认为理性合理化的“祛魅”过程。理性的“祛魅”打破了前现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自足性，导致宗教世界统一图景的瓦解，使现代社会文化处于分化状态，尤其是以 计算 化、制度化、官僚化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僭越并取代了价值理性，使现代步入到一个分崩离析的 时代 。工具理性的合理合法化并不能解决价值理性的问题，宗教统一图景被“祛魅”瓦解之后，道德信仰与生活幸福的问题出现了真空。工具理性的僭越表明寻求整一化的确当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要求对分化的世界予以分别的确证。哈贝马斯将此概括为：“韦伯认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 科学 、道德和 艺术 。它们之所以会逐渐分化，是由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瓦解了。……它们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1)由此可见，科学认知、道德规范与艺术审美三大自律领域的建立，不仅是现代性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试图弥合现代世界分离瓦解的理论反思。从此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的三大批判亦应该被理解和表述为现代性危机的理论表征。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这一“韦伯命题”的理论反思，纯粹理性批判回应的是科学认知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回应的是道德规范问题，而判断力批判则回应的是艺术审美的问题。经由康德，现代性社会分化被分别表征为三个自律的理论领域。当然，康德的三大批判工程并不仅仅是为了划分出清晰的理论界域，面对分崩离析的现代性，他抱着寻求整体化世界图景的理论梦想，试图弥合现代性分化所造成的巨大鸿沟，最后，康德寄望于艺术审美的判断力批判，以解决现代世界的两难困境。至此，美学与现代性问题完成了理论形态的体系建构。然而，由于康德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性，导致其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一直处于隐而不显的遮蔽状态。这一状态不仅影响着西方美学的发展，同样也对中国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新时期中国美学的起点。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口号，试图重新开辟一条“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李泽厚用主体性 哲学 阐释康德哲学和美学，高扬人的主体性，探寻人的心理结构，追求审美的自律性，建构了主体审美主义的美学。然而，李泽厚“回到康德”的努力，主要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展开，康德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依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指出李泽厚美学的形而上学性对现代性问题的遮蔽或忽视，并不等于否定其当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李泽厚高扬主体性美学思想，冲击前专制 政治 的封闭理论禁区、激活启蒙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蒙意义。然而，人性、人道主义等主体性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