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docVIP

“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 　　 [摘 要]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且各方均试图对此施加影响，以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马叙伦和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相比而言，沈尹默、胡适等人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最终，汤尔和等人主导的“留蔡助蒋”方案得以实现，对此后北大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五四”运动“留蔡助蒋”江苏省教育会 汤尔和 马叙伦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103-07 　　 　　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蔡元培最终决定复职，并派蒋梦麟作为其私人代表进入北大，对此后的北大乃至整个民国教育界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几乎所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著都用较多的篇幅叙述“挽蔡”斗争，但一般多关注爱国师生与北京政府之间的斗争，而较少留意这个过程中教育界相关各方复杂关系亦发生实际影响。本文拟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教育界相关各方在“留蔡助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一、蔡元培的辞职与“挽蔡”斗争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规模不断扩大，局面也更加复杂。① 当时政府中有以马其昶替换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风声，蔡氏为避免以“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遂于1919年5月9日晨留下辞职书，悄然出京。[1] （卷7，P504） 挽蔡成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各方与北京政府斗争的焦点之一。[2] （P80） 　　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马叙伦、李大钊、马寅初等人就代表北大教职员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3] （P59） 同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5月11日，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以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教联会成立后，“现时每日下午五时必在北大文科教室集会，互相报告各校情形，并接洽一切办法。”12日，“该会议决递呈总统，请以明令挽留蔡校长。”又举代表马叙伦、康宝忠等9人于13日赴国务院，要求挽留蔡元培。在离开国务院后，“代表等遂退归本校通告学生，一面仍于下午五时照例在北大开教职员联合会，议定俟总统指令发表之后，当即专电蔡氏挽留，并同时派代表持联合会公函赴杭州劝驾。”[4] 从现有材料看，马叙伦此后还多次与康宝忠等人到教育部交涉挽留蔡元培。[5] 而此时担任医专校长的汤尔和则为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的代表。据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为了抵抗当局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种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士]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6] （P63） 这一时期，汤尔和与马叙伦联手，成为掌握北京教育界局面的重要人物。[7] （P61-62） 　　据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记载，1917年，蔡元培因张勋复辟出走后，在他提议下，评议会掌握学校实权，在此期间，“夷初（马叙伦――原注，下同）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8] （P379） 这段文字曾为不少学者所引用，实际上这件事当发生于“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离开北大之后，沈尹默因记忆失误将其误植于张勋复辟时期。 　　查张勋复辟起于1917年7月1日，历12日而败，对北大有过一些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复辟发生后，蔡元培即避入北京饭店，并于次日赴津，7月20日，“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请回校。”23日中午，蔡回到北大。[9] （卷16，P31-35） 这20余日里，无论是评议会掌权，还是组建教员会均未见他处记载。此外，还有两点较为关键的证据。其一，张勋复辟期间马叙伦并不在北京。因事先得到早年学生廖容关于可能发生复辟的警报，他乘放暑假的机会在复辟前便已南下。[7] （P59） 在杭州逗留期间，正赶上其师陈黻宸在瑞安原籍去世，7月31日他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