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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 　　今年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也是“伤痕文学”三十年。如果没有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将会是另一番历史面貌。而只有在新时期文学的特定历史视野中，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和问题。我的话题，将会从徐贲的文章《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中展开和延伸（见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 　　 　　一 　　 　　徐贲在援引哈布瓦奇的《论集体记忆》一书的观点时写道：集体记忆包括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哈布瓦奇提出，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但他强调，“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而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这对理解伤痕文学的缘起具有特别的意义。文学史家喜欢从一篇文学作品最早发表的时间来寻找一个文学期的源头，社会公众和读者则更相信，历史记忆才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只有这“第一见证人”在场的文学创作，才能够产生震撼力和感人的力量。我们发现，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第一见证人的影子，例如卢新华《伤痕》中的女知青晓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孔捷生《在小河那边》中的姐弟，张弦《记忆》中的放映员，王蒙《夜的眼》中的我，北岛《回答》、《宣告》中的抒情主人公，等等。在那个时候，他们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承载着为全体社会文化成员讲述“十七年”和“文革”历史的巨大功能。《伤痕》的晓华告诉读者，1969年，由于妈妈被“定为叛徒”，她们全家被赶出原来的房子，“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她还被剥夺了“红卫兵”的身份，受到同学的冷遇和歧视。在“出身论”的痛苦和焦虑中，十六岁的她，决定与父母“彻底划清界限”，到农村插队。但这种“决裂”行动于事无补，在乡下，因妈妈的叛徒问题她入团遇到阻力，恋人小苏调县委工作也受到“政审”影响。九年后，妈妈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当她拿到妈妈的来信回家与其重逢的时候，妈妈却已经在医院病逝……熟知这段历史的人，读到这里无不为之动容、潸然落泪，因为千百万个家庭都曾经过这种破碎后的生离死别和心灵伤痛。由于第一见证人晓华的在场，没有人认为这只是“文学虚构”，而相信这是对他们刚过去不久的人生经历的“再叙述”。晓华就是他们的“历史”的代言人。正如哈布瓦奇所说，“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小说主人公“记忆的‘能力’”，“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尽管这只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但我们还是特别感谢“伤痕文学”，没有这个“公众论坛”，这个可以公开地相互倾诉的“集体处所”，它也许只是主人公本人的“自传记忆”，由于过于渺小、脆弱，很可能会被历史永远地埋没。所以，小说正是历史的讲述者，它代替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篇小说，我们能否记住那段恐怖的历史都将是一个疑问。 　　徐贲又写道：“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近年来，由于历史在淡忘中的湮没，由于新的历史对于旧的历史的不断覆盖，更由于许多时髦新知识对于历史记忆的参与、渗透、扭曲、添加或有意改变叙述方向，对伤痕文学历史价值的评价出现了不小的争议。已经有人指出，这是“新时期历史”对它的一种“重新建构”。也有人认为，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也有人作出了这样“大胆”的结论，“文革”显然也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教训，为官僚阶层和媒体阶层也提供了一场深刻教训。你想――如果不是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搞成了自相残杀，如果不是群众自己搞乱了，那么精英阶层的力量将大为削弱；如果群众自我组织得很好，自我管理得很好，自我表达得非常有效，那么还要你们知识精英阶层干什么？所以，鉴于“文革”的教训，精英阶层更应该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样的说法，其大胆不亚于说犹太人的被屠杀是一种“历史虚构”。但我相信，这些意见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相信“历史意识”仅仅是“建构”出来的，他们表面上在说自己的话，但实际上，是这种“建构”理论在替他们说话，他们不过是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