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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斯威辛写作 　　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 　　――[德]君特?格拉斯 　　 　　奥斯威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在此建立规模最大的灭绝营。1944年夏，每天有两万犹太人被毒气杀害；据统计，仅II号营地就有一百万犹太人死去。此外，至少有六千名吉卜赛人被毒死，还有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死于劳役。它是无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代表，民族屠杀的标志，反人类行为的象征。 　　二战过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烟消火灭，除了供人参观纪念，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说，它尚可给死气沉沉的历史学提供一些刺激性的材料，那么，对于以虚构和想象见长的文学来说，是不是显得太实在太陈旧了一点呢？ 　　阿道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姑不论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作何种解释，都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家具体的写作态度。至于直接表现奥斯威辛题材并一生执着于此的作家，统计起来为数甚少，但是，无庸置疑，他们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这少数的作家之一。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磨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后划归波兰），父母一方为德意志人，一方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6年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沦为难民。出生地、血统、早年经历，都使得他日后的写作无法绕开纳粹统治的历史。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尤其是行伍经验，使他不可能从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从底层，从失败者一方进行反思。他相继出版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则与二十世纪德国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比目鱼》（1977）、《母鼠》（1986）、《辽阔的原野》（1995），以及《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除了小说，他也写诗，此外还有大量随笔、书信、评论、演讲；而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就是奥斯威辛。 　　战后德国出现一个“零起点”的口号，不问而知，这种观点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纳粹党史是血腥的历史，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德国的罪恶及其影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加以充分的、彻底的暴露。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奥斯威辛过去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布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对于一场人类的浩劫，像举办展览会或成立纪念馆一类事情固然不应被延宕，而那些没有摆放在展台和陈列柜里的东西，也都应当一道被陈述、被倾听、被解释。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负担起来。 　　在后奥斯威辛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责问题。著名的政治学家阿伦特有关纽伦堡审判的观察和研究，也都把重点放在责任问题上。说到罪责，人们总是习惯地归之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此外，格拉斯还注意到，奥斯威辛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相性联系的责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或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连那些制造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的作案者，在受审时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出于服从纪律动用枪弹，或出于义务使用办公桌而已；而其他众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知道情况而听之任之的人，始终不吭声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被审判，难道都称得上是清白的吗？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