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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与史学史的新视角 　　[摘要]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某些结论，看似“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尤其是他们的历史叙述理论，他们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吏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史学理论　历史叙述的演化史　史学史的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11-04 　　 　　“新新史学”，这是一位美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别称。这个别称，使人联想到“新新人类”、“了克族”等名词，它们是用来指称那些不愿“遵循”社会老秩序、老规范来生活的一代新人，而那些秩序、规范，却是现实社会的基础。用“新新史学”来指称一种要全盘“颠覆”史学基础的后现代理论，颇为形象，远比“新蛮夷”的称呼文雅。其实，无论是“新新人类”，还是“新新史学”，都不可能颠覆现有的秩序和规范。我们与其视它为颠覆或破坏，倒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质疑和挑战。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多数实践的史学家都对后现代的史学观念表示反感，但对用后现代观念、或具有后现代观念倾向的史学著作并不排斥，有些甚至还获得史学界的普遍好评。如何伟礼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事件、经验与神话》就是最典型的二例。这似乎表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结论是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借助后现代的挑战，正好有助于我们重新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我们若能平心静气地应对这一挑战，自能引发出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新探索，这对于像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前，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都参与了那场对中国古史材料的全盘清理和考辨工作――古史辨伪。现在，这项工作及其成果已经成为史学史上一项重要内容而写进我们当代史学史的著作里了。虽然今天也有学者倡导要走出“疑古时代”，但那场古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层累地造成古史观”至今仍“屹立不倒”。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的这一番见解，如果到了柯文的手里，岂不可以演化出《大禹形象三调》、《夏商史三调》、《东周史三调》之类的著作?稍作延伸或发挥，顾先生的发明不仅与柯文的《历史三调》“异曲同工”，也与后现代的观念暗合。当然，顾先生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笔者也无意要将顾先生与后现代主义史学随意比附。上述这番话题无非是想指出：虽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在各种史学史专著中都有专门的论述介绍，但如果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史学观点或史学方法，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史学现象――“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来加以研究，未免有些买椟还珠。 　　什么是“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呢?有学者说：“那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认识的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简而言之，“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就是人们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历史故事，在不同叙述者及时代、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断演化变迁的现象。至于这番演化是否意味着“提高”、“丰富和发展”，这里暂且不论。 　　历史学的基础是一个个确实可靠的历史事实，这就像是为建筑高楼大厦而打造的一块块砖瓦。虽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构建历史大厦，虽然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总得优先考虑和遵守，但运用同样的“砖瓦”完全可以构建出不同风格的历史大厦。而事实上，历史“砖瓦”的选择和使用也决不会完全相同。历史学家在材料的选择取舍、安排的主次轻重、搭配的前后左右等等，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从而使建筑的历史大厦――如同历史叙述中的故事就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主题。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事。从表层看，历史叙事的演变是有关对象(人物、事件等等)的叙述演变；但从深层看，则是叙述者自身的演变，是叙述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演变。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单是叙述了历史的故事，也叙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叙述了叙述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