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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与历史之间――金斯密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 　　[摘要]19世纪后半期，早期中国文明西来说一度流行，且演化出多个版本。英国汉学家金斯密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亦是其中一家之言。若将其观点置于19世纪东方学研究的背景中可以看出，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代表了西方人试图通过民族学研究，将中国文明这个分支接入人类整体文明史的一种尝试。随着东方学的兴起而逐渐繁盛的近代民族学，就这样被以一种不怎么恰当的方式应用到了对中国的研究当中。从金斯密运用民族学方法对上古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解读中，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汉学研究所带有的浓厚的民族学色彩，以及来自东方学的影响。 　　[关键词]金斯密　雅利安　汉学　东方学　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1 10―10 　　 　　在今人对近代汉学的研究中，英国人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1837-19lO年)的名字似乎早已被淡忘。《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对他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英国人。早年来华，1887年应山东巡抚聘，测量运河北段，后来有调查山东和四川的煤矿资源。金氏旅居上海多年，汉学有相当基础，常在亚洲文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铜钱与茶叶贸易》(Copper and the Tea Trade)(1868年)，《中国内地的交通》(Inland Communic cation in China)(1893―1894年)等等。” 　　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此人是汉学界的活跃分子，上海皇家亚洲文会(The Nonh ChinaBranch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骨干，一度担任过会长。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试图用近代民族学的方法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在众多版本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中也堪称一家之言。这一如今看来颇有些怪诞的解释却折射出19世纪东方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对早期汉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学者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经典翻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路》(The Victorian TransZ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无疑是迄今为止研究19世纪西方汉学史最杰出的著作。书中对金斯密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将其置于理雅各的对立面。对其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虽也有所涉及，但限于主题，未能详尽。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将金斯密的这一理论置于当时东方学研究的背景中再作较为详细的解读。 　　 　　一、“雅利安人”概念的产生与演变 　　 　　在西方，“雅利安人”(Aryan)的概念形成于早期东方学家对印度进行民族学研究的过程中。19世纪中叶，该词在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民族学是一门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的学科，涵盖了对人类的起源、语言、宗教、神话、习俗、种族、社会结构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探索。事实上，在亚当?寇拉于(Adam Franz Kolldr)于1783年界定Ethnology一词的含义之前，其研究方法早已被运用于基督教的护教学(Apologetics)中。但早期的民族学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充当护教学的工具。直至19世纪上半叶，后人所谓的“摩西民族学”(Mosaic Ethnology)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更是第一批东方学家从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摩西民族学”主要依据《创世纪》的记载，将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按照语言、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等特征追根溯源，最后归为挪亚(Noah)某个子嗣的后裔。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所属的族系最为重要，其余特征则附属于语言学研究的结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化论的影响逐步上升，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亲密关系开始松动，以体质特征为研究对象的种族科学(Racial Science)渐渐取代语言学成为划分民族的重要标志。当然，语言学和民族学相伴已久，离异的过程也绝非在朝夕之间所能完成，而由“摩西民族学”衍生出来的对人类整体文明史的兴趣则持续了整个19世纪。 　　在被称为“东方学之父”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到达印度前200年，英国耶稣会士斯蒂文(Thomas Steven)和意大利商人萨赛提(Fillipo Sasseti)分别于1583和1585年发现了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的相似性，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到18世纪末，当理性主义的魅力随着人们对法国革命的恐惧而逐渐衰退之时，琼斯站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浪尖上提出梵文与欧洲古典语言同源的观点，激发了当时欧洲知识阶层的无限遐想。1813年，英国语言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正式将琼斯提出的这个概念命名为Indo-Eur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