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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字声符表义的模型建构 　　【摘要】形声字声符表义与否及在多大范围内表义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论文通过对无理据形声字成因的初步分析和有理据形声字声符表义模型的建构,期望进一步推进有理据形声字的研究,并为探究无理据形声字提供参考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理据性;无理据成因;声符示源模型 　　 　　一、 右文说和声符表义的语言学理据 　　形声字的大量滋生,引起了语言学界对形声这种造字方式研究的重视,人们对形声特点、性质、形与声组合的关系及形符和声符各自的作用等多方面都展开了研究。在传统语文学的研究和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形声字的声符是否表义以及在多大范围上表义。较早研究形声字声符表义问题,应推宋朝时的“右文说”。沈氏《梦溪笔谈?艺文一》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第八章第七节第二小节中也说:“有时候,一些表示同出一源的亲属词(即同源词)的形声字,都把同一个字用作声旁。这种声符,不管它是不是上节所说的那种有义的声符,都是研究这组形声字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所代表的词的语源的重要线索。由于声旁多数位于字的右边,研究上述这种文字现象的学说,称为‘右文说’。” [1]因此,右文说就是借研究处于汉字右边的声符来探索体悟字义的一种汉字研究学说。 　　对“右文说”功过评价,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是论其功者少,指其弊者多。右文说在相当长时间里或被斥为异端邪说或被贴上主观唯心、穿凿附会的封条。黄侃先生在其《声韵略说?论字音之起源》中说:“宋人王子韶有右文之说,以为字从某声,即有某义,辗转生说,其实难通。如众水同居一渠,而来源各异。”[2]批评“右文说”的缺陷在于以偏概全,局限形体。后世学者研究,大抵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但对于“以偏概全”的不同理解,又产生了“广义右文说”。 “以偏概全”一方面是指对字义的探索偏执于声符字形,单纯从声符形体入手,寻找同声符字族的共同义位或义素,进而确定声符表义与否;另一方面是对声符字形、音、义的理解上的单一化和简单化。声符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具备作为汉字的基本条件,因此称作“声符字”。 　　“广义右文说”亦即“形声字声符表义”,声符表义并非简单地指声符直接与字义或语素义相联系,而是声符本身(声符字)作为一个整体来指示字或语素的意义成分。换句话说,声符表义并不意味着声(声符本读)表义,声可以不表示意义。声符与声在范围和所指上是不同的,二者应当区分开来。 　　形声字声符表义是有其存在理据性的。首先从形声字产生和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关系中可窥一斑。汉字是为了弥补口语交际时、空的缺陷而产生的,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因此汉字研究天然的离不开汉语研究,必须用汉语进行解释。汉字是一种借助意象思维的意象符号。所谓意象思维,是指这种思维不是凭据抽象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而是借助意象来进行思维的认识方式,带有直接体悟的认识色彩。[3]从汉字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从最早的表意字经由假借字阶段到音义结合时期,最终确立了形声字作为最有效的造字法地位是有其合理性的。形与声的组合,乃是在经由了纯粹的具象,不脱直观体悟性的抽象之后,从而发展出来更高层次上的意象思维的结果,这种由具体的形象发展到准抽象的意符的过程,体现了汉语的一种整合理论,显示了形与声,具体与抽象,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特质。其次,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构成,形符在形声结构中虽与字义相关联,但它不可能将字义有效地表现出来,它仅能表示字义类属或暗示字义范围,即属范畴,引导人们通过合理的想象或联想,从而获得对字义的完全理解。因此,形声字的表义的准确性还有赖于声符的帮助,形声结构中的声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意义,否则形声字将无法准确表示意义。汉字若不能准确表义,就无法记录汉语,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第三,从发生学上音与义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就汉语而言,一旦表某意义的音被确立并用某汉字记录下来,那么该字所记录的语音就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声音,这样就在音义任意性的基础上建立了约定性的联系了。[4]唐兰先生说“我们有理论说,每一个形声字的声符,原来总是有意义的。……总之,形声字的声符所代表的是语言,每一个语言不论是拟声的、述意的、抒情的,在当时总是有意义的,……不过有些语言,由于年代久远,意义已经茫昧。所以有些形声字的声符不好解罢了。”[5] 　　声符表义是有其存在的理据性的,但是存在不表义声符的形声字亦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形声字大致分为两类,无理据形声字和有理据形声字。当然有理据与无理据也未必是科学的提法,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未分明。只是说就形声字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