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天人关系的内在转型.docVIP

魏晋天人关系的内在转型 　　魏普玄学是对老庄学说的一次具体开展。士人的精神家园在失去人文关照的情况下，自觉地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进行形而上的重构。老庄思想在现实层面上反对虚假而繁琐的人为建构，当现实的文章礼制遭遇普遍的怀疑时，老庄思想给士人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老子“无为”和庄子“与物同一”的境界，超脱了“名教”等级的束缚，确立了一种超世的人生态度。 　　魏晋士人对礼教的排斥，并非是对积极人世心态的彻底绝望。他们普遍持有任其自然的态度，认为统治者对百姓不加干涉，社会即能健康发展。因此，在玄学后期，出现了“儒道合流”的“名教即自然”的局面，为重构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阮籍，作为魏晋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尝试融通儒道的形而上构建，并在这种构建下，反思人与天的关系，在天人关系中表达了对“名教”和“自然”的不同看法。 　　 　　一、“元道一致”的天道价值之源 　　 　　阮籍道家思想的天人之学来源于对天的价值认识。而天的价值，在其诗文中，主要是借用了《老子》、《易传》的说法加以阐发。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嗷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辉。(《咏怀五言八十二首》其四十) 　　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孔子诛》) 　　阮籍把天地的本源认为是“混元”，此“混元”由简而繁生出整个世界。这里，阮籍用了“混元”一词。而在《彖传》说天地的演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对比“乾元”与“混元”，不难发现，“混元”比“乾元”少了刚健进取的意味，而多了混沌不可知的感觉。《系辞传》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可以看出，阮籍的“两仪”、“四象”的生化观念颇受《易传》影响。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通老论》) 　　阮籍《达庄论》对天地演化的看法，由“自然”生成“天地”，又由“天地”生成“万物”，明显具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道法自然”的痕迹。阮籍所说的“自然”即相当于“道”，也即前面所称的“混元”，它是形上的至高本体。 　　阮籍不但正面阐述了对于道家至高本体的认识，同时也用这种认识来解释儒家。 　　《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老论》) 　　“太极”、“元”和“道”在阮籍看来是同一事物的异名，它们具有一致性。《春秋》作为儒家的典籍，其中所述的“元”也和老子的“道”一样。儒家的根本精神与价值之源来自于道家。“名教”与“自然”只是形下层面的隔阂，从根源处讲，没有什么不同。这为“越名教而任自然”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形上基础。 　　在“元道一致”的形上之源关照下，阮籍思想中的天人观出现了两种发展倾向。一种是由“元”而开出的，一种是由“道”而开出的。“元”开出的思想倾向渐渐走向对“名教”的否定；“道”开出的思想倾向渐渐走向对“自然”的肯定。阮籍道家天人关系思想的两种可能是由其形上建构方式所决定的。从阮籍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早期写的《通易论》、《乐论》即由“元”开出，晚期写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即由“道”开出。纵观其一生的思想，即对“名教”由信仰而至否定、最终推崇“自然”的过程。 　　 　　二、天人有序――阮籍对“名教”天人观的期望 　　 　　人生于天地之中，应以“元”开出的天地秩序为秩序。故而君王治民，应该效法天地。 　　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蠛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乐论》) 　　是以“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其心也。原而积之，畜(蓄)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顺其理也。(《通易论》) 　　上以厚下，道自然也。(《通易论》) 　　阮籍在《通易论》、《乐论》中，尚认为人间的秩序由于天的形上设定而拥有价值。所以执政者的行为不能凭一己的好恶，而应遵循天的规则，用天地之道来左右民。 　　地下沉阴兮受气匪和，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顽嚣持杌，下愚难化。(《亢父赋》) 　　先王既殁，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刚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类求同，遏恶扬善，以致其大。(《通易论》) 　　倘若人间的秩序不依照天地而立法，则将会变得一片混乱。这里，阮籍极力维持“名教”的秩序，认为社会上“上陵下替”等混乱的现象只是执政者没有依照“名教”的要求去实行才产生的，还没有对“名教”自身价值产生怀疑。 　　 　　三、天地颠倒――阮籍对“名教”天人观的怀疑 　　 　　然而，阮籍的天人观虽在形上层面以道融儒。但是，“元”一旦由根本处演化出天地，其天地之德性本来应该得以彰显。然而事实上，真实的生活却并非如此。阮籍开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