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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项楚口述学术史 2011-09-10 14:45:26 教师节的前一天晚上，专业QQ群里弹出消息，说第二天有项楚教授的讲座。研究生读到第二年，我变得十分势利，每次听到讲座都先看看谁是主讲人，如果自己不感兴趣就只关心能不能签到。但有些人是不管你是否对他有所了解，是否看过他的著作，讲座题目是否对你有吸引力，你都一定会去听的，没有任何原因，仅是这个名字而已。讲座是今早九点半，赶去时已经九点二十。讲座在川大研究生楼的水上教室。还没进教室我就见到前面有一位白发苍苍的爷爷，我因为研一时旁听过他的一次课，知道这位就是项楚。他旁边的是研一时我的一位老师，也是这一系列讲座的负责人。我跟随他们走进教室时，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连四周的过道都占满了人。我和同学只好到最后面的角落找了个空一点的地方站着。教室虽然大，但没有空调，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虽然已经是入秋的天气，还是止不住感觉到烦闷。但讲座开始不久，我就完全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了，因为站着不方便记笔记，只好掏出手机记下来。 以下是我整理的一些讲座内容，为了叙述的方便尽量都直接引述他的原话，如果有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的内容经过我加工过的，我都用第三人称叙述，并用括号标出来：一1、“很多人在采访我的时候都喜欢问我，是不是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否有家学渊源。我都说没有。当我说了没有时，他们都似乎很失望的样子。其实如果说有也有，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我现在所从事的相差太远。但是我的家庭氛围十分轻松，对我的限制很少，所以从小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2、（17岁时考入南开大学，后来成为川大的研究生，当时是川大中文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有一次走在学校，听到一个人在低头念叨，他就专门凑过去听，只听见此人低低念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只可惜他的赏心乐事持续不多久，后来就遇上了四清运动，然后是文革，他上山下乡劳动了两年。后来做了一个中学教师，西北中学。后来项老从西北中学借调到川大中文系，彼时仙风道骨的老系主任“杨大胡子”杨明照老先生，也是项老的老师，就摸着美髯，对项夫人何老师说：“项楚是要做大学问的，别拿家务事烦他！”项老回到川大，不久就做了教授。）此时他说，“我没有当过讲师没当过副教授，就直接成了教授，我觉得人生的经历好像少了很多。但是上山下乡回来我已经四十多岁，一下子来到川大中文系，我觉得自己捡回了一些被抛撒掉的青春。”二1、（我不太记得是什么情况下他很自然的引入了他的敦煌学研究历程，只记录到当时他出于某种机缘去敦煌当临时工，用卡片抄写敦煌变文。）“我当时拿到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可以打开莫高窟所有的洞门。那段时间，我真的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的心中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忘掉了一切，好像敦煌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但他又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临时工，并没有认识到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自己此时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只是想赶紧干完。但是有一天晚上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一个晚上我醒来，我的四周是一片寂静，那是一种有生命的寂静。我的视线里漆黑一片，只能看见头顶的星空。这时我好像听到了隐约传来的声音，仔细听了一下才发现那是莫高窟钟楼的铃铛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从历史传来，这声音是唐代的声音，是丝绸之路的声音。此刻仿佛我看到的壁画全部都动起来了。我知道我的一生将要与敦煌结缘。从此以后我抄写卡片不再是以一个临时工的心态来工作，而把它当做我的终生事业。”2、（项老提起当时的日本汉学界的权威入矢义高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说当时自己面对此事也是掺杂了爱国与民族的情结在。后来同北大的季羡林等几位学界耆老有了交往，从他那里得知此事的原委。当时季老先生的一位老前辈邓之城（？）撰写了一部《东京梦华录注》，但由于这本不是他自己熟悉的领域，这本书翻译到日本，受到日本汉学教授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倒是有理，中国学界的老先生只是不能接受那种口气，有一种轻视的意味。）“当时我在川大的导师，一位蜀中名宿，他做学问真的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连他当时都写了文章来回应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老一辈的心里是痛。”（他感觉到季羡林先生的爱国情愫与耽耽的责任感。当时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所只有两所，一是在（乌鲁木齐？）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从事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第二就是北大季老等几位老先生挑梁的研究所，他们誓要复兴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助手王永兴与一位中央领导相识，他打了报告，得到中央支持，拨了好几百万，当时好几百万真是天大的数目。他们开始建立起了乌鲁木齐研究中心办敦煌学会，出版刊物，最主要的还是招收了一批学生，培养新的接班人。这第一期就收了两个学生，他们也作出了成果，在学术杂志上连载发表。）“我当时在川大中文系，觉得对他们的研究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