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研究.docVIP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研究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基层社会管理;民间调解 　　[中图分类号]K25[第一,规定讲理公所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选用标准。公所由所长和评议员组成。设所长一人,由县知事挑选公正绅耆担任,“综理所内一切讲理事务”。评议员则“视事之繁简”设二到三人不等,由“绅商各界公推”以辅助所长综理各项事宜。选用标准上,规定“团总、保董、甲长、牌长”不得兼任讲理公所职务,也不得借端干涉讲理公所执行处理事宜。所长及评议员必须是“声望素孚”并对民间调解富有经验、能够主持公道不徇情面、年龄在五十以上、爱惜名誉无嗜好劣迹、通达事理、且财产在千元以上者。[15]年龄和财力的限制,保证了所长与评议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民间调解;品行和经验的限制,则使所长与评议员有威望和有效率地进行民间调解。 　　第二,对讲理公所之权限的规范。“县公署指令理说事项”居于首位,其次为“各事主请求理说事项”。[15]此外,将监督民事调解结果的执行情况也纳入了讲理公所的职权范畴,延伸了讲理公所的权限。 　　第三,确立对讲理公所每月进行监督与核查的制度,包括公所经费和调解情况的监督核查。经费上,则要求公所自行公布,由民众监督。运作上,要求公所每届月终将本月“讲理若干,何种事由”[15]报由县署转呈四川屯汉军卫戍司令部团练筹备处查存。 　　第四,明确讲理公所的经费收支。规定公所讲理一次所能收取费用只能为三百文,每月终,须将每月讲理次数和收取费用逐一列表,并将其“实悬所门”,任由民众查核,以免民众“指摘其费”。[15] 　　(三)渗透化 　　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最多只是建立在县一级,很多基层管理组织也随之局限在县。近代前后,国家权力才开始深入乡土社会,这带动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深化。 　　民国六年,会理即规定将民间调解机构直接设立到各县属下城镇乡,但由于形势限制未能实现。直至民国十一年,经县议事会的提出和上级支持才得以实践。由此,民间调解逐渐开始朝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渗透。横向方面:即在同级的城镇,由单个民间调解机构——“评议公所”发展到县城内外两个“讲理公所”;人员配置也从最初“团保”兼任升级到局绅举荐的“绅粮”专任;人员数量从开始无定数到城内外各两人,再到城内四人、城外两人逐步扩展。纵向方面,将讲理公所设立到更低级别的场市,此举扩大了基层民间调解的范围,使得其社会基础更加稳固,为基层协调机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民间调解变革的动因探析 　　 　　会理地区民间调解机制的变革体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也改造了由传统文化和制度构建的旧秩序形态。在此过程中,社会机构也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组织化、程序化,两者共同影响着民间调解的近代化演变。 　　(一)民间社会的强烈需求是推动民间调解制度形成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任何一种秩序能够维持并运行,都要有一定的支持群体和客观需求。正是由于民众对民间调解的需求和依赖,才使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秩序维持方法逐渐形成为制度。在清代民间调解失效或陷入僵局时,均是由民间绅士或民众首先提出变革的要求或方案。民间社会之所以有强烈的民间调解诉求,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不得诉讼群体的存在与壮大推动了民间调解的发展。 　　古代诉讼所需经费不薄,除基本的诉讼费用外,尚有大量的“陋规”需费,一般的民众无力承担这些费用和因诉讼减少劳动力或耽误农时而产生的损失。[16](P47)还有民众在与实力强大的对方发生纠纷时,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下不愿意诉讼。城镇边缘地区或是乡村的民众,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遇有纠纷只能寻求民间调解。随着清代后期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些民众日益增多,形成强大的群体,给民间调解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 　　另外,古代民事诉讼规定有不准诉讼的事故及情形,也形成了不得诉讼群体。清代会理状式也规定了不许上控之类型,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到清代后期,限制已延及诉讼者、控告内容、诉讼形式、伤害程度等各个方面。如:“一以旧事翻新者不准;一报窃案不协同约保具报者不准;一报斗殴无伤痕证佐者不准;一不遵状式及无保户代书戳记者不准;一妇女有夫有子自行出头兴讼者不准;一被告不得过五人证佐不得过三人违者不准……”[17]这使不得诉讼的人群增加,而且,纠纷不但没有消除,反因限制而滋长。由此,民众迫切需要能够“排解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