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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地方特色的渲染 　　《华人世界》的“我和中国”这一栏目一般都是介绍某位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知名人物或重要人物，所以当我获知约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我自己时，我不解地问我先生：“我并不是名人，他们为什么要我写自己?”作为读者，可能已经习惯在这个专栏里接触到一些显赫的人物，但我想，约我介绍自己也许是因为，我的经历能与你们产生共鸣。 　　我叫Laura Titus Tang，Titus是我的姓，让我很骄傲的姓氏――我的家族在美国的历史几乎与最早的英国移居者的历史同龄，我是最最“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式”(WASP)的美国人。不过在20年前的一天，我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那天我宣誓成为一位拥有同样光辉历史的中国移民的妻子。根据美国传统，我采取了丈夫的姓氏作为我自己的姓，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建立了一个让我十分自豪的家庭。 　　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在俄亥俄大学读研究生时参与的国际基督徒活动。在那里，我和许多中国学生成为了朋友，他们教会我怎么做水饺，在那里我还认识了我现在的上海丈夫。在和中国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与美国本土学生的一些差别：他们生活节俭，衣着简单朴素，公寓也只摆放一些简单家具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学生为了省钱，常常会和很多人合租，公寓里常会飘满油、醋和酱油的味道。 　　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会时常聚会。他们也喜欢和美国人接触，我就经常受邀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虽然生活朴素，却对客人十分慷慨，把来宾都当成一家人，我记得第一次吃水饺的时候，很担心如果吃太多会影响吃主食时候的食欲，所以吃得很少，却让主人很自责，以为是自己招待不周。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些中国学生，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们欢乐带笑的面容。 　　当我和我先生认识后，他有时会为我做晚餐。不过有一次我失望地发现他把优酪乳当成了餐后甜点，因为对我来说，优酪乳并不能算甜点。我和先生都热衷于古典音乐，有一次，一位中国音乐家与我先生讨论音乐，对中文几乎什么都不懂的我在旁听，虽然不明白他们在谈什么，但我知道是关于莫扎特的话题。这位音乐家在发表关于莫扎特的一些观点后停住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插话”对，对”，就像我也很了解一样，惹得这个音乐家极度惊讶地看着我。后来这个小故事也成为了大家偶尔开玩笑的小笑话了。 　　我和先生结婚后还继续住在大学社区里，因为他需要继续完成博士学位课程。后来，我们在上海遇到的许多人当知道我们结婚前四年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我时，都很惊讶，因为现在很多在上海的女孩都想嫁给高薪、有房有车的人。她们或许认为我是因为先生有钱才嫁给他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我敬重他的人品，我们因为相爱走到了一起。住在大学社区时，我们常会邀请中国新生来我家小住、吃饭，或请他们一起来过传统的美国节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感恩节，我动用了2个公寓的厨房，为11个中国学生做了顿丰盛的晚宴，看着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景，我真的很开心。 　　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就搬离了大学社区。后来我们加入了一个中国教会，我还参加了中文学习班，在那里有很多华裔孩子在学习中文。从他们身上裁能明显看出新移民一代孩子和他们父母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尽管这些孩子在家中都说中文，每周也拿出周末的时间去学习中文，但他们十一二岁时却更习惯参加英文的礼拜了。 　　我们去的华人教会还会举办春节晚宴，在晚会上孩子们的表演十分精彩。在这里，我还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节B--猜灯谜，喜欢挑战的我，看到那些灯谜，总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可惜由于我不懂谜面后的一些典故，根本不可能猜出谜底。在一些活动中，有一些中国移民很喜欢用中文聊天，这让中文水平很差的我和他们打成一片很是困难，不过这也让我坚定了一定要学好中文的决心。 　　在美国时，我们很喜欢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常会邀请美国朋友来家里庆祝中国的节日，或邀请中国朋友参加美国的庆典。我还会尝试着做中国菜和其他不同种类的莱品，我先生会凭记忆做中国菜，并且，我们还时常去亚洲人开的超市――我喜欢这种处处有中国影子的生活。 　　2007年，因我先生工作的原因，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到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上海。不过回到中国也因为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年纪越来越大，我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相处。而且我还希望通过在中国生活，能让我和孩子们在我先生的母语文化中更好地感受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氛围。 　　我和我先生对这次搬到上海的经历体验，还能看出为什么不同经历的外国人在中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来中国之前，我先生曾来中国出差多次。他向我保证说：“在上海，人人都会说英文。“但是我很失望地发现大部分在上海的中国人连基本的英语都不会说。刚来的时候，有4个月的时间，由于各种原因我无法开始学中文或参加外籍人士活动，我和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以及其他人沟通都很困难，感觉很孤单。看来当初先生说人人都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