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木刻“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docVIP

新木刻“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 　　新木刻运动是中国革命美术的典范，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 　　为纪念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八十周年，本刊刊发陈烟桥之子、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超南撰写的“对‘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巴黎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他综合了现有资料，对展览全过程进行了梳理，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先生策划展览的良苦用心，以及展览所引发的国外媒体的评论。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黄显功的“早期版画出版物举隅”一文，则通过对早期部分版画出版物的考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历史。 　　 　　1934年3月14日至29日期间，“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在巴黎皮埃尔#8226;沃姆斯画廊展出。倡导木刻的鲁迅先生为此感到高兴：“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之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鲁迅：《木刻纪程》，小引）。这个展览距新木刻运动发动的1931年8月17日还不到3年，足见新木刻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木刻学徒”的努力，至今该展览还不断地在有关新木刻运动的纪念活动与研究中被提及，可以认定其为新木刻运动初期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大事件。 　　火药和指南针虽为中国人发明，但鲁迅说，其“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为此感慨甚多；而对中国的另一项发明木刻印刷，鲁迅却心里明白：“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象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鲁迅：《近代木刻选集》（一），小引）。有引入创作木刻的良苦用心，又有木刻青年的热烈响应，加上还有赴欧洲展览的机会，在鲁迅看来，木刻的“回国”与木刻的再次“出国”，都是有其机缘的，对中国都是有益的，因而他主动承担起这次木刻赴欧首展的主要策划人的责任。 　　“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的相关人物与情况，虽已有多人谈及和论述，但总有语焉不详之感。时至今日，该展览已过去了77年，参与其事的人绝大多数也已作古，后人再不廓清其基本面貌，真有对不起他们的不安。为此，笔者试图综合现有的资料对该展览的全过程作一梳理。本文将该展览大致分为筹备阶段（以上海为主）和展出阶段（以巴黎为主），分别加以论述，以期在相互印证中见出其全貌。 　　 　　从鲁迅的书信中看，最早提及谭女士（谭女士即法国《看》（VU）周刊记者绮达#8226;谭丽德，左派人士）来沪并希望新木刻赴法展览一事的，是1933年11月29日姚克（姚克原名姚莘农，浙江杭县人，东吴大学毕业，主要从事创作与翻译）致鲁迅的信。鲁迅在几天后的回信中说：“十一月廿九日信收到。……已通知了两位相识者，请他们（并约别人）趁早准备，想来作品未必能多。她不知何时南来，倘能先行告知，使我可以预先收集，届时一总交给她，就更好。”（1933年12月5日）回信中所说的“两位相识者”即陈铁耕与陈烟桥。一日之前，鲁迅给铁耕与烟桥分别写信，委托两人收集左翼画家作品，请两人“接洽办理。但如不便，则分头进行亦可。”（1933年12月4日）。烟桥回忆此事时说，一位法国左翼女作家（即谭女士）已到社会游历，顺便拜访鲁迅先生，请代搜集“较前进的艺术作品”，他与铁耕“分头收集，结果共得二百余点，经鲁迅先生选择后转送给她带去了。”烟桥还说，“这些作品……到了柏林与莫斯科展览时，也有相当热闹。”（陈烟桥：《鲁迅与木刻》，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1946年版，第18页。） 　　其实烟桥此处所述因了解情况不多而有出入。本文由此切入，查鲁迅日记与书信以及后人的研究资料，可厘清以下几个方面。 　　1、鲁迅虽见过谭女士一面，但这次“谭女士终于没有看到”（1934年1月5日致姚克）。他所选出的木刻共55幅，其中有铁耕的《等着爹爹》等6幅、野夫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上海泥城桥）》等6幅、白涛的《街头》等5幅、烟桥的《受伤者的呐喊》等4幅，这55幅木刻未能如鲁迅所愿，由谭女士带走。经查1934年1月17日的鲁迅日记，其是由鲁迅自己寄给谭女士的，而谭女士的通讯地址，是请姚克从美国友人斯诺和斯诺夫人处得到的。 　　2、谭女士在上海会晤宋庆龄，谈及要请她和鲁迅两人出面主持“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所以才有鲁迅委托铁耕与烟桥代为收集一事，以及法国方面所明确的此展是由宋庆龄与鲁迅共同主持的说法。 　　3、鲁迅十分仔细，将寄展木刻55幅编成目录，请姚克译成英文，以便巴黎展览之用。 　　4、罗清桢当时在松江中学任教，曾指导学生刻木刻，还将学生的作品寄给鲁迅。鲁迅在1933年7月18日给罗清桢的信中说：“高徒的作品，是很有希望的，《晚归》为上，《归途》次之，虽各有缺点，……都很活泼。”这次他把这些中学生梁宜庆等五人的木刻列入展品目录，一并寄往巴黎参展。 　　5、鲁迅在1934年1月17日的日记写“以中国新作五十八幅寄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