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晋商“汇通天下”之浮沉.docVIP

日升昌：晋商“汇通天下”之浮沉 　　 　　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它堪称“中国第一票号”，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在它创立之后，山西富商大贾竞相效仿，而后南方的票号也相继崛起，形成了全国性的金融网络，促进全国金融流通，加速资本周转，对清末民初商业贸易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日升昌始创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全出资与大掌柜雷履泰共同创办。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一纸票号风行万里；在它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日利千金，甚至承担了清政府财政机构和银行的部分职能，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自1823年创建到1932年歇业，“日升昌”历经了109年的曲折发展，从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到颓败破产，百年老店“日升昌”的沉浮之途，展示了重大的启迪。 　　 　　纵横捭阖，雄视商界 　　 　　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正逢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日升昌在风雨飘摇的百年间，始创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得益于具有的创新精神和一整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文化制度。 　　至清代中期，社会的贸易交易量巨大，主要的七种商品像桑丝、丝制品、茶、棉布、食盐等等的商品值就达到三亿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的晋商商业活动规模浩大，南运牛马北贩丝茶，交易量惊人，过去的起镖运银由于辛苦缓慢和不安全，客观上遏制了商业规模的扩大，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 　　纸币明代便已产生，小范围的商家汇兑早被徽商采用，是很平常的事。但汇兑方式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没有人把这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来开展，只有日升昌独具慧眼，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创立票号，成立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 　　票号的成立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不仅承担了汇兑功能，更是满足了商家融资的需求，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从而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新一页。将个人才智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想人所不能想，敏锐地抓住商机，这种刻意创新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日升昌成功的首道，至今仍是商业中的至理。 　　在通信、交通都很原始、相关法令更是一概没有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雷履泰就领导日升昌做着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银行媲美的大生意，这份才干足以令后人仰视。而东家对雷履泰的信任，更是值得称道。 　　当时西达蒲村的李大全，经营颜料庄西裕成商号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的经验，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他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经理时，便向李大全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李大全采纳了他的提议，一次投资达30万两纹银，于道光三年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并聘请雷履泰出任大掌柜，全权委托与他。 　　在建立票号的前期和中期，股东李家对掌柜的行事概不过问，只在年终的时候听取汇报，雷履泰对人事、资本管理有充分的权力，从营业决策、分号设置到人员录用、调配、辞退均由掌柜说了算。雷履泰惯于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因此与二掌柜毛鸿?在票号业务权力上产生了分歧。一次雷履泰生病，却不肯养病放权，两人的矛盾由此激发，雷履泰提出辞职。东家极力挽留，连续几天里，让马车带着一桌酒席和五十两银子准时往返于雷履泰的宅院和日升昌之间，东家的诚意打动了雷履泰，他打消了主意。此事导致了毛鸿?出走日升昌，就在日升昌的隔壁新建了蔚泰厚票号。虽然后来毛鸿翔的“蔚”字五联号成为了日升昌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日升昌财东李大全的独信雷履泰，使雷履泰忠心事主，竭尽全力的经营，终于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这种对掌柜的绝对信任，使他能发挥创造力，充分展示才能。财东享有所有权，掌柜享有经营权，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管理制度，是日升昌活力无限的源泉。 　　日升昌实行人力入股，银股、入股同股同酬的分配制度，将票号经营的好坏与伙友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能调动伙计工作的积极性，利于稳定。 　　 　　汇通天下，诚信为本 　　 　　“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与“日升昌”并列于一块招牌之上，这种煊赫的气势，由于无可争议的规模及信誉事实，成为一种自信乃至自负。而日升昌在这种自负的背后，却以“信”字立根，以简朴为本。 　　“日升昌”秉持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信条，具有很高的商业信誉。它的股东，对聘任的掌柜真正做到了“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