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的经济变迁的趋向.docVIP

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经济变迁的趋向 一 “ 现代 化”在 经济 发展 研究 中被赋予目标函数和价值尺度的意义。尽昔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远未统一，但其主要内涵要素却几乎都是根据西方的 社会 经济变迁过程抽象出来的[1]。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许多个世纪中雄视着世界；但在近代，当西方列强乘坐轮船不断探寻新的世界时，中华帝国却步履蹄珊，迅速落后了。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反差构成学术界的中心课题， 中国 未能现代化的原因被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寻着，思考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中国史学界在认识 历史 发展过程时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 教条化的倾向，西方学者则几乎本能地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经验的 影响 ，两者都试图用根据西方社会发展过程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阐释中国历史。而在西方从事中国 问题 研究的华裔学者，大概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交融撞击产生的影响，对理论模式的适用性比较敏感。近些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力主中国早期文明的演变道路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苏末文明截然异趣，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是“破裂性”的，并呼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 总结 一套阐释历史进程的新历史 哲学 [2]。黄宗智先生则根据自己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经验，深刻指出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现象，与张光直先生一样，他也呼吁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3]。两位先生的见解令人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变迁问题。关于经济变迁，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间存有不同理解。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变迁是指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成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变迁实质上就是经济结构的变迁，只涉及经济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重大变化，而不是经济领域或大或小的所有变化都可称为变迁”。 就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未能实现变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学者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是否出现了结构变迁的最初迹象、什么因素阻碍了变迁的发生或完成等向题而展开。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明清经济的发展程度作出评价，而评价必须有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通过比较而得，除纵向的历史比较外，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经济模式比较。在进行比较时，存在一些主观性的看法或臆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对历史持相对主义观点，否则就必须承认历史是可比较的并且具有一定客观性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比较中西经济时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标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率先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变迁。近些年来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诸多批判，学者们极力避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但在试图重新概括现代化的特征时，其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西方经验的影响。如果我们说，倘若中国与西方没有任何接触，中国历史发展的 自然 进程不被打断，中国将永远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会在一条极为独特的道路上达到高度发达，或者认为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也会内生出类似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也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和理论的意义的，因为对没有发生且永远也不会再发生的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实际上，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和影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应把外来影响简单地视为它变量。如果排除外来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恐怕也很难出现。现代化具有F·A·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一旦产生，必将向外扩张，正如M·J·列维总结的：第一，随着时光流逝，拥有现代化和缺少现代化的民族之间会彼此交往；第二，一旦建立了这种交往，不论是否施加外力，现代化的模式都会被非现代化社会吸收；第三，当现代化模式被吸收，原有的模式就会在新旧交替中分离出去;第四，随着交往的产生，现代化模式会在其发展方向上起一定的变化[4]。因而，即使我们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笔者认为清代中叶以前的确如此，套用西方的 分析 概念无法真正理解达一独特模式)，也应看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就逐步被中国作为目标加以接受。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历史学的任务只能是解释由旧经济结构向新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遭遇的障碍，而不是构拟旧经济结构在孤立状态下的发展趋向。以此衡量，“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近化早期论”的学术取向是无可非议的，但它们过度夸大了西方冲击前后的经济变迁的连贯性和同质性，用并非由旧模式内生的新模式的条件要素判断旧模式中一些类似要素的性质，因而缺乏说服力。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是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一种文化完全同化另一种是极端困难的，中国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的路，必将通过独特的模式完成自己的经济变迁过程；另一方面，也应承认，这种独特模式的许多基本原则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二 黄宗智先生使用“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等概念描述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是十分恰当的，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