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从前.docVIP

渐行渐远的从前 　　电视里重温遥远的岁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又引出了“潘晓讨论”这件事。 　　那是2004年10月29日凌晨，我家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来电话是我的一位朋友，浙江菲达宏宇公司的老总黄伟飞，他在湖南浏阳投资，晚上睡不着，过了半夜还在看电视，刚看到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有一位老人在介绍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一场人生观讨论――“潘晓讨论”，他还提到有一位热血青年周晓东向党自荐，要求给他一个最穷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他有信心使这个地区五年改观。黄伟飞说，这位老人在读这段文字时。颇有些激昂。这让我想到，远去的蒙尘岁月里，那遥远的奋斗。 　　第二天。我从北京114查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电话，几番周折，终于打听到了编辑部的电话。电话接通了，是一位男同志，我告诉他我是浙江人，曾参加过“潘晓讨论”，谁知对方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原来接电话的是编辑部主任彭明榜，他在2000年那场“人生观”讨论20年之际，曾编写过一本书，题目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他花费极大的精力调查了解整场讨论的过程，在选载一些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社这场讨论时发表过的文章中，也有我写的那篇《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知道我的情况后，他很兴奋，表示想来见见我。第二天，又接到北京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1980年时《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关志豪。人家74岁了，声音挺硬朗，他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介绍“潘晓讨论”的就是他。他感慨地说，当年有人否定这场讨论，他是很不服气的，如果早点知道我的情况，他一定会在电视上告诉大家。 　　11月中旬，彭明榜和编辑部人物部主任李纯一起到了我的家乡。彭明榜是哲学博士，30多岁：李纯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才20多岁。两人都是才华横溢，我们相处了几天，我带他们参观了我的企业和当地的一些可玩地方，谈得很投机，也很融洽。他们回去后，李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晓东――做愤青不如做奋青》，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当年第24期上。这篇文章《青年文摘》人物版2005年第3期也转载了。 　　记得1980年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前后，我和责任编辑陈汉涛有过书信往来，陈汉涛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讲得很坦诚，使我对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因此，从彭明榜处得知他已退休后，我请他一定到我这里来玩玩。没几天，陈汉涛老师来电话了，也很兴奋，说想尽早来见我。12月初，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准备6号出发到诸暨，5号晚上又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爱人郭楠柠突然发病，一下来不了了。实际上，这两位老师来访我是既欢迎又担心的，当时天气很冷，我很担心两位老师身体吃不消。不料，7号又接到陈老师电话，说郭老师身体好些了，准备8号出发，叫我9号到杭州火车站接他们，可见两位老师深切的情感。 　　两位老师到后，跟我具体谈了“人生究竟是什么?”讨论的来龙去脉，并带来了一些资料，其中有郭楠柠老师写的《从雷锋到“潘晓”》、《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等。他们告诉我，1980年那场讨论，郭老师是理论部主任，基本上具体主持这场讨论；陈老师原在文艺部，是讨论太热烈，理论部人手不够借调过去的。2004年11月，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两位老人，问他们这些来信中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谁，两位老师马上就回答：一个叫周晓东的热血青年。我想他们之所以对我的印象这么深，主要还是我的“自荐”吧。 　　 　　那个时代：苦闷与彷徨 　　 　　写到这里，我无法形容那场已过去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噩梦。 　　我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在1965年以前，在校接受的都是正面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教育，我的思想是很纯正的。“保尔，柯察金”、“雷锋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镙丝钉，这些都深深地烙在脑子里。 　　但是，我也受不了因为出身不好所受的无端岐视，这使我从小就有十分强烈的爱憎，但我又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这使我能冷静客观地观察社会，探索人生。 　　读初二年级时，我甚至十分关切中苏论战，在学校小小的阅览室里，我捧着《红旗》杂志看啊写的，热切地想弄懂“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真正意义。 　　1965年我初中毕业踏人社会后，发现现实生活远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美好，自己带粉红色彩的理想和希望竟是那样地空洞!但是。我有一个很和睦、充满了人生挚爱的家庭，有不少能剖心沥胆倾心相诉的朋友，我也看到劳动人民毕竟是善良的、正直的，特别是他们的勤劳，那种吃苦耐劳而又毫无怨言的品格，真使我非常感动。我热爱我周围的人们。他们也喜欢我。在社会上，我一方面受到的是歧视，一方面又得到人民群众出于同情和尊重的特别爱护。我基本上是在人们的称赞声中成长起来的，这样，我对人生和社会没有失去希望，而是怀着一种“经风雨、见世面”的豪情，决心把社会当作我的大学，毅然冲破了各种社会压力，在社会上独立地“闯”了10多年。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