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在异乡的格桑花.docVIP

盛开在异乡的格桑花 　　在装置着多媒体投影仪和超薄型彩色电视机的北京西藏中学教室里，远离家乡的藏族学生们正在专心地学习包括数、理、化在内的科技和包括汉语、英语和藏文在内的语言。在这所高中学校里，除了规定的学习科目之外，已掌握汉、藏、英3种语言的学生们还要选学一些研究性的课程，如杜甫的诗歌、英国文学、藏文化等等，然后通过高考升入大学。而在家乡，与他们同龄的藏族少年多数都已经离开学校，务农或务工了。 　　能够来到距西藏40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上高中的藏族学生，都是从内地其他城市的初中西藏班里毕业的高材生。目前，中国有20个省份的28所学校开办了内地西藏班(校)，有53所内地重点高中、90多所高等学校招收西藏插班生。内地西藏班(校)在校生总人数接近2万人。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在自治区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欧珠次仁是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批内地学子之一。1961年夏天，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二村的欧珠和同村的7个小孩一起，告别了贫困的家乡，在解放军带领下到陕西成阳的西藏公学上学。在到达当时阿里地区的治所噶尔昆莎之后，他们的羊皮藏袍被打包寄回家里，他们都换上了汉族服装，还领取了酥油和糌粑。在新疆叶城县欧珠生平头一次看见树木、水果、田麦和骑着毛驴的异族人，以为到了传说中的印度，“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而当时，对于为什么上学，去学什么，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还一概不知。”欧珠回忆说。 　　西藏公学是最早面对藏族学生开办的内地学校，创办于1958年，成立伊始是以文化扫盲、文化基础教育为主，1965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逐渐向专业教育过渡，设立了预科、会计科、师范科、卫生科、畜牧兽医科、农科、藏语文系等6科一系。 　　欧珠14岁进入西藏公学，经过4年的预备期学习后，升入本校的畜牧兽医专科又学习了4年，学成后回到西藏工作至今。回顾自己的一生，64岁的欧珠说：“我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最大的转折应该是赴内地求学的那段经历，那些终身难忘的青春年月。” 　　与欧珠不同，现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二的达瓦多杰上小学时就树立了到内地西藏班上初中的信心。达瓦多杰出生在西藏林芝地区朗县秀村，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的多杰作为惟一考入内地西藏班的学生，他离开了依靠土地生活的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广东佛山一中。 　　入学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多杰，在汉族老师的帮助下，从洗衣服、打扫卫生、接人待物学起，到文明举止和与人沟通的方法，“有的是老师到宿舍里一点点教给我们的，有的就是在课堂上学到的，还有的是在与老师相处当中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多杰非常感谢内地的老师，他说：“是最初的汉族老师教会了我如何走人生之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至今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一场特殊的历练 　　 　　到内地求学，全新的环境和独立的生活，对雪域少年来说是一场特殊的历练。 　　因为要过汉语关，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汉语老师往往要全天候地陪练口语。1987年秋天，北京西藏中学迎来了来自西藏的第一批学生，他们都是年仅十一二岁的预科学生，80％是农牧民的子女。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听懂、学会汉语，每个老师和二三名学生结成对子，通过日常的交谈和活动辅导学生学习汉语。为了加强理科基础，藏族学生们要完成更多的课业。而从无菌的高原环境来到内地，他们的免疫能力相对下降，病痛也考验着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除了内地常见的感冒发烧，他们还容易得肠胃疾病。 　　赴内地求学的雪域少年一般还要承担一部分生活的压力。回家乡参加中考需要一笔路费，而多杰的家里几乎没有收入，于是他背着老师，常到学校的垃圾桶里捡易拉罐、到学生宿舍收废纸卖钱，还偶尔从批发市场进一些小型文具卖给其他同学，用3个月挣到了3千多元钱，解决了回林芝参加中考的路费。“第一次用辛苦劳动挣来钱的时候，我感到了出生在农民家庭，每挣一分钱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把内地的学习方法和知识返哺给家乡的孩子也是他们最乐意做的事情。初中毕业后的假期里，多杰在林芝的八一镇当起了家庭教师，除了自己的学生，还吸引来了这家人亲朋好友的孩子，多杰按照内地学校的做法，一早就带着孩子们做操，然后是早读、上课、布置作业，晚上他还要批改作业。而这一个月的收入成了他来北京的路费和一部分学费。 　　考取北京西藏中学上高中之后，学校因他的家庭贫困给他减去了三分之二学费。目前19岁的达瓦多杰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前不久学校开展的庆祝藏历新年活动就是他筹备和主持的。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因为学生们来自遥远的西藏，学校就是他们的家，老师把学生视为己出，倍加关爱，早在西藏公学成立的时候就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西藏公学的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