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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 　　 [摘要]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体学家。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六经自有史”学术理念的指导下，郝经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在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郝经 六经自有史 文本于经 文体谱系 文体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140-05 　　 　　郝经是元初有重要影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四库馆臣在《陵川集》提要中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者也。”[1] （P1422） 高度评价郝经的人品、学问，并以其诗文与元好问相提并论，足见推重之意。可是，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郝经极少引起学界的关注。直到近30年来，才开始出现一些关于郝经的专题论文，论题则主要集中在其理学思想、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成就上，而对其文体学成就，几乎无人涉及。① 实际上，郝经有《原古录》、《文章总叙》等重要文体学论著，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体学思想，理应得到文学与文体学研究者更广泛的关注。 　　 　　一、经史一体说 　　 　　郝经家世儒业，是元初最早接受程朱学说的北方儒者之一，又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家。因此，其读书治学重视实用，力图把儒家理论与治国安邦结合起来。早年作《志箴》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愚。贤则颜孟，圣则周孔，臣则伊吕，君则唐虞。毙而后已，谁毁谁誉？讵如韦如脂，趑趄嗫嚅，为碌碌之徒欤？”[2] （卷21《箴》） 足见其经世致用的儒学旨趣与理想抱负。 　　郝经一生信奉儒道，推崇六经。在他看来，道是具体可感的，存在于天地万物中，而总萃于人，尤其是圣人。六经则是道的形器，是圣人载道、传道的工具,“故《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礼》、《乐》道之用也。至中而不过，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远以惑世者”，“谓夫虚无恍惚而不可稽极者，非道也。谓夫艰深幽阻高远而难行者，非道也。谓夫寂灭空阔而恣为诞妄者，非道也”，“至易者乾，至简者坤。圣人所教，六经所载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谓尽人之道，则可以尽天地万物之道”。[2] （卷17《论八首?道》） 可见，郝经的道，不同于天道、性理、象数等抽象、玄虚、高远的观念，而是以人事为归依，明而易见，近而易行的。六经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道的内容和精神，是客观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表现，而非至高无上的神圣教条。 　　六经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史的性质。《春秋制作本原序》：“《春秋》以一字为义，一句为法，杂于数十国之众，绵历数百年之远，而其所书虽加笔削，不离乎史氏纪事之策，而无他辞说。”[2] （卷28《序》） 明确指出《春秋》纪事的史体特征。又《一王雅序》：“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备乎《诗》，而兴废之端明；王者之事备乎《书》，而善恶之理著；王者之政备乎《春秋》，而褒贬之义见。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而王道尽矣。”[2] （卷28《序》） 这里把经与史更密切地联系起来。首先，在起源上，六经中的《诗》、《书》、《春秋》是圣人“因其国史之旧”修订而成的，可谓经、史同源；其次，在内容上，三部经典分别反映了王者之迹、王者之事、王者之政，换言之，即王者之史。六经所传王道，是通过王者之史体现出来的。合此二端，则经、史本为一体，分疆划界，实出后世。《经史》曰： 　　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经者，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莫能作。史即记人君言动之一书耳，经恶可并？虽然，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2] （卷19《论》）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古无经史之分”，明确倡言并具体论证“六经自有史”。汉代以后，经史由同源而分流，已不可逆转，经主阐发义理，史主记载事迹。尽管如此，两者依然互相渗透，互为依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不仅因为二者同源，更因为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