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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媒介素养 　　 　　文化的转型和媒介发生的变化，让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抗拒’和‘行政管理’的单一和无力，如果要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下去，必须从强力管制走向‘赋权’，给予公民更多的知识和权力，不能以教育者的经验代替被教育者的经验，或者以管理者的判断取代被管理者的判断，应该帮助使用媒介的人们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创造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 　　 　　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为了防止互联网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管制、自律是两种最为主要、广为人知的管理方式。然而，管制通常来自行政部门和政府，自律则是强调互联网从业人员自我约束，那么互联网的广大使用者能做什么？作为公民的使用者应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是否只能依赖外部的力量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影响？此时，培养使用者的“媒介素养”则很有必要。 　　 　　媒介素养教育 　　 　　美国国家电子媒介委员会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是：“对于我们所消费的媒体做出选择、理解（在内容、形式/风格、影响、产业和生产的语境中）、质疑、评价、创造和/或生产以及富有见地的反应的能力。它是一种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的评价能力，是一种富于思辨的判断力。”人们评价媒介内容、认识媒介效果的水平，是人们使用各种媒介进行表达的能力，是增强人们在与媒介交往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手段。这种能力如同读写能力一样，并非人们的天赋，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获得。原来的媒介素养主要针对的是大众传播时代的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和影视媒介，强调掌握对特定媒介基本技术的操作能力、“识读能力”，对其内容和特定传播形式的理解，培养对象主要是青少念。在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媒介素养教育应运而生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提出。最初，电影在英国的普及在给人们带来了视觉文化的一次革命，但是电影中表现的价值观念许多与学校正统教育相冲突，于是，许多人特别是教师和教育者担心，大众化的电影是对青少年文化趣味的一种腐蚀。学者利维斯（E. R. Leavis）和汤普森（D. Thompson）是较早提倡媒介素养教育的学者，他们以保存传统文化的名义，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 　　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人们逐渐开始反思对大众媒介的强烈抵制态度，也重新审视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许多研究人员意识到，受到批判的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并非是大众文化的单方制造者，受众本身的知识构成、社会地位也与文化的社会效果紧密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教育既包括技术所造成的视觉文化，也包括内容的分析和解读。到了90年代之后，文化的转型和媒介发生的变化，让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抗拒”和“行政管理”的单一和无力，如果要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下去，必须从强力管制走向“赋权”，给予公民更多的知识和权力，不能以教育者的经验代替被教育者的经验，或者以管理者的判断取代被管理者的判断，应该帮助使用媒介的人们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创造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 　　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大、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具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受众了解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和信息制作过程，能够自觉掌握个人接触媒介的量和度，清醒认识媒介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二是要让受众批判性地解读媒介信息，诸如媒介对现实的再现、媒介的商业性与价值观；三是能够有效地使用媒介，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己。 　　 　　数字媒体素养 　　 　　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需要有一整套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措施来进行大众化、社会化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一类是旨在培养媒介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教育，一般是由各高等院校实施的，主要面向媒介在岗从业人员；另一类是面向全社会并由社会实施的、旨在培养公民认识媒介以及科学获取、判断、分析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的一种素养教育，又称为大众化媒介素养教育或媒介信息教育。一方面帮助使用者从技术层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视觉冲击进行基本认识，帮助使用者熟悉内容制作流程、解读媒介内容；另外，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互联互动、多媒体合一的特性，还应该鼓励群体之间的学习和监督。许多国家已经提出了“数字媒体素养”这一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帮助那些毫无数字技术知识的人拥有媒介准入的权利和技能；通过推动教育使人们获得基本的新媒介知识，尤其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体素养；还有对数字技术、影像技术进行专门化的培训，鼓励年轻一代通过网络进行互联，学习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技术、内容和影像的创意建设，这种创意和知识的转换，能够抵抗部分网络沉渣的泛滥。 　　在这场新的素养教育中，关于媒介语言识读教育的做法在我国较为少见，有一些国家的做法可供借鉴。比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