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docVIP

　　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关键词]近代； 中国 ；城乡关系；城市化 [摘 要]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是近代中国 社会 特殊 历史 背景下的产物，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 发展 的积极拉动作用，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 现代 化进程。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学者斯金纳尔曾专门对清代的城市及人口作了定量 分析 。据他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人。[l]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从1894一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5个百分点的增长。[2]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185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为4．4％，低于中国水平。但到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16．7％，高出中国6个百分点。18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落后 工业 发达国家5个百分点，1950年，差距扩大到约42个百分点。[3]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状态是低速缓进的。 一、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被维系在 自然 经济 的古老轨道之中，它们彼此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之中国深厚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城乡关系便体现出乡村在 政治 上依附城市，而在经济上制约城市的特点。城市与乡村被自然地划分为政?台中心和经济中心，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实现着“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4]，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牧歌般的天然联系。 进入近代后，由于城市与乡村均在外力与内力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故而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相互 影响 的互动关系，也因之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随着城市与乡村，特别是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渗入，并释放出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使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发展的新特点，即：城乡间联系性的加强与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的两极化态势。城乡关系中的近代性与前近代性，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织的过渡性特征极为明显。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加强，缘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的抬升和需求的多样化，城市日益增强了对乡村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其二，乡村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乡村被迫与城市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联系性逐步加强，集中表现在：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日益加强；城乡经济的双向联系性加强；城市对乡村依赖性加强[5]，这是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进步性的表现所在。 近代中国城乡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其表现在：第一，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这是中国城市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的双重社会功能；其二，近代中国城市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殖民地性，使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样化。它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封建剥削统治方式，还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因而使近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变得更加残酷与不协调，“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关系，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6]和压迫乡村的关系所取代。 二、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讲，城乡关系与城市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正向关系。当城市与乡村之间消除对抗，变对立关系为协调、平衡、融合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时，社会经济就能以较快的速度健康发展，并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其相邻的乡村共同组成一个区域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依存和影响关系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城市与乡村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在经济上、发展上的相依性，决定了二者在发展变迁上的互动共进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从 理论 上讲，广大乡村产生城市(城市产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出现；第二个前提是 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物质和人口支持。同时，在城市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