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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和平：与两岸邮政共成长 　　福建省的长乐市与台湾一海相隔，很多祖籍台湾的人在长乐居住。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长乐的台胞与台湾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因此，对长乐的邮递员来讲投递又增加了一重不同的意义，因为每投递出一封台湾的来信就意味着牵起了两岸之间的一根线。 　　在两岸“三通”的历史上，通邮业务起步较早，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两岸就实现了双向间接通邮。但邮路通了并不意味着两岸之间的亲情之路也通畅了，由于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城市的变化早已是沧海桑田，很多来信就成为地址不祥的死信。“家书抵万金”，每一封死信都系着海峡两端的浓浓亲情，救活死信就是搭建起这条亲情之路。 　　 　　27年来，许和平从事的正是这项工作。他行程16万多公里，共寻访并投递了150多封两岸“死信”，两岸之间的许多个家庭因为他的努力而团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伴随着两岸之间的邮政发展一起成长的。 　　 　　寻找亲人的希望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两岸通邮的主张，并于同年5月份单方面打破僵局，开通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大陆亲人的来信点燃了台湾老兵的希望，80年代初，台湾的来信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寄到大陆。许和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工作，成为一名邮递员。 　　“那时的来信主要是从香港或美国转过来，用牛皮纸包裹着，外面的信皮写的都是从香港、美国、日本寄来的，收到了才知道都是台湾那边经第三方转来的。”许和平回忆道。 　　那段时间每每分收和投递台湾寄来的信件，都牵动着许和平的心绪。因为许和平本人祖籍就在台湾。许和平的父亲出生在台湾嘉义县，上世纪30年代，父亲跟随亲人到长乐走亲戚，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滞留在大陆，当时他父亲只有6岁。 　　就是这一点点的希望支持着许和平和父亲去寻找他们远在台湾的亲人。在投送寄往台湾的寻亲信件中，许和平也将自己的信件夹在了其中。然而，一封封寻亲的信件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音讯。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随着两岸民间往来的加强，两岸百姓对彼此通邮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来自岛内外的压力，台湾当局于一年之后宣布准许台湾民众通过红十字会把信件寄到大陆。就在这时，许和平的二伯为了完成父母生前的遗愿也从宝岛寄信回来，托长乐的朋友寻找自己的三弟――许和平的父亲。许和平回忆说,开放探亲后，二伯第一批就进来了，他按老人交代的地址，在闽侯县上街村寻找，问到的年轻人都说不知道，在经多方查找仍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准备返回台湾了，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许二伯带来了希望。这位好心人就是上街村的村长，他带着许和平父亲的信息去询问自己年事已高、熟悉村里历史的爷爷，而这位老人正巧认识许和平的父亲。 　　历经3年的寻亲之路，二伯终于找到了许和平一家，分离了40多年的亲人终于团聚在一起。这次几经波折的寻找给许和平带来很大触动：“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深刻，我想只要经我手投递的信件，我都会尽我最大努力查找收信人。” 　　这份触动使许和平的投递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繁忙。1989年6月，在台北方面实现了将邮政总包直接邮寄到上海，大陆方面的邮政部门也很快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福州和厦门5个邮局向台北、基隆直封总包，并经香港和澳门转运到台湾。两岸间接通邮实现后，从台湾寄往长乐的寻亲信件也纷至沓来。 　　此时的大陆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长乐，很多新楼拔地而起，很多老房子则逐渐被拆迁。 　　 　　家乡的变化已经是物是人非，但台湾的寻亲者却还保留着原有的记忆，隔绝了40多年的家书上写着的大都是一些老地址和旧街道。寻找亲人的希望，就这样成为了难以处理的“死信”。 　　按照邮政系统的相关规定，地址不详的信件是可以退回原投递处的，但有过亲身经历的许和平明白，这一纸薄薄的信笺承载的是台湾同胞几十年沉甸甸的思念。他暗暗在心里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些“死信”的收信人。 　　 　　让“死信”复活 　　 　　2000年11月3日，许和平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台湾台北市板桥乡的林先生，收信人则是他失散了64年的姑姑林金莲女士。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住址只是林先生解放前的记忆――长乐的一家面店，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信息，这样一封地址模糊的信给许和平的投递带来了很大困难。 　　许和平十分清楚，过去的面店和现在的面店已经完全不一样，并且旧面店都已经拆迁了。于是，许和平就到新的面包店、面店去打听，但是没有结果。而从前派出所里的户口记录也不像现在是计算机联网，而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派出所，查找起来相当费力。 　　家里人看许和平寻找得那么辛苦，就劝他说，拆开信看看，也许会有一些有用的信息。这个建议被许和平当场拒绝，“邮政这行有自己的规矩，即便是为了寻找收信人也不能坏了规矩。 ” 　　就这样，许和平执着地利用午休和下班的时间一家家面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