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隐士审美取向对山水画产生的推动作用.docVIP

论六朝隐士审美取向对山水画产生的推动作用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大量隐士出现的一个最为繁盛的时代,这与当时极为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六朝隐士们的各种审美取向的改变在思想上也是推动中国山水画产生的重要条件。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之下,六朝隐士不仅追求“人格”之美,对“自然”之美和“素朴”之美也更加的崇尚。正是这些隐士和士人的多样性的审美方式的变化,才会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来表现他们的思想行为,这就无形之中推动了中国山水画的产生。 　　【关键词】六朝隐士;审美取向;山水画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归隐山林的隐士,这与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黑暗的社会统治有关。正是由于那个特定的社会时期造就了大量隐士隐居山林田园,他们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大动乱,儒家学说的破产,士人报效国家之志的丧失,思想开始由积极入世遂转向消极避世,加上统治阶级对文人士大夫的高压统治和残酷的政治迫害,由此导致玄学的兴起,从而刮起了一阵“魏晋玄学”之风,尤其是隐居山林田野的隐士,崇尚老庄的道家学说,他们在思想上崇尚“自然”和“素朴”之美,在人格上讲究一种“人格美”,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隐士们的这些审美取向都有助于山水画的产生,对山水画的产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六朝隐士“自然美”的审美取向对山水画的产生所起到的作用 　　 　　 所谓“自然”既包含了山水田野之自然,也可以看作是人性生命之自然。六朝隐士返归美丽的大自然,也就返回了自我,那么一切世俗的荣辱、沉浮、利害、得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感与痛苦,就都会在这淳朴、安适、宁静、平和的山水田野中得以遗忘和净化。隐士们将自己隐没于自然山水之中,与自然合而为一,达到了“无我之境”。正是有着这样的一种“自然”之美的生命取向,隐士们才深深的隐于自然山水园林之中,寄情山水,放荡形骸,创作出如诗如画的田园诗和山水诗以及山水画。魏晋时士人们浪迹山水已成风尚。如建安诗人、竹林七贤,都喜欢畅游园林,啸傲山涧,及至东晋此风益盛。高族名士争相修建园林别墅,游赏江南风景,将更多的时间和兴致投向了山水自然。如王羲之有著名的“兰亭之游”。他在《临河叙》中记述的一段文字,宛如一幅画,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贤人名士在山川林竹的怀抱里聚会畅游,饮酒赋诗。 　　晋宋以后,随着佛学精神取代玄学观念而成为社会意识主流,游山玩水真正成为士人和 隐士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他们对于自然之美的依恋,已真正达到了“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南朝刘宋时有名的隐士宗炳,好山水,爱远游。他曾自谓:“吾栖隐丘壑三十年。”他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遍历胜景,竟不知道自己老之将至。后来由于身体不好返回江陵,慨叹曰:“噫!老病将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于是,他便将一生所游历的名山大川,“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其对山水的狂热迷恋由此可见一斑。谢灵运也是一位山水迷。他在永嘉任太守时,就放浪山水,“肆意游遨,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后来他又利用父祖留下的雄厚资财,“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尽备”,自然所具有的无尽意味和空灵境界,与谢灵运所追求的自由精神是互契同构、息息相通的,这是他在山水面前流连忘返、醉心不已的更为深刻的原因。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隐居自然山林,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享受,他们全身心的投入自然美当中。 　　魏晋南北朝自然美的崛然独立出来,为隐士们隐居山林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根据,他们悠游于自然山川园林,享受着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心灵超脱。自然美偏于形式,是色、形、声、光等因素及其多样统一的有序组合,它不带明显的社会功利内容。相对于人间随处可见的复杂、动荡、嘈乱、危难、狭窄、变迁、冲突,自然界则相对地单纯、静穆、安宁、和平、旷远、永恒、和谐。自然界这种特有的时空属性和结构形式,就似乎成为“至虚无生”的精神本体和“非有非无”的般若智慧的感性映现,当然也仿佛成为一种印证人们物我两忘心灵自由的诗性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美的独立实际上正是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超越的产物。黑格尔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说,一方面自然界的万象纷呈本身“显示出一种愉快的动人的外在和谐,引人入胜”,另一方面,“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地流淌着……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鲍桑葵甚至把自然美的发现同近代浪漫主义联系了起来,因为二者“对于象征主义,对于性格和对于激情的热爱”等方面,“具有同一的根源”这都涉及到一个同样的意思,即自然美的直接原因即在心灵的超越和自由,是人的自由心灵于自然结构形式的同构相应,互契交融。晋宋以来隐士们普遍追求、渴念、迷恋大自然的美。作为现实美的一大飞跃,自然美的独立为隐士审美趣味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从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