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抗战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集体学术转型现象.docVIP

试谈抗战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集体学术转型现象 　　摘 要： 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学术界纷纷进行学术转型，从原来的纯学术转向实用之学，其中尤以钱穆为著。他由驾轻就熟的先秦“子学”迅速地转向中国通史的研究，几年完成了《国史大纲》一书，以此增强国人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样，史学界的张荫麟、陈垣及文学界的陈梦家、闻一多等人，亦出现类似的学术变化。这一中国人文学术界集体学术转型的现象，无疑说明当时的学术界面对民族危亡，以学术为武器，积极参与抗战救国运动。 　　关键词： 钱穆 抗战前后学术转型 学术救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中华儿女无不投入抗战救国的浪潮中，当时的学者们也不例外。他们以学术为武器，倡导“学术救国”，化三寸毛锥为七尺戈戟，为抗战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学术界积极参与抗战之中的典型现象就是他们纷纷转换学术研究方向，由原来的纯学术转向实用之学。本文以钱穆的学术转型为例，展现钱氏学术及思想转变的过程，同时对史学、文学界众多学者身上发生的学术变化进行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文学术界曾在抗战前后出现一个集体的学术转型现象。 　　一、钱穆从“子学”到“通史”的转型 　　“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实由子学入手”，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于1930年刊登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上[1]。胡适在阅读了钱穆著作后大加赞赏，曾在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2] 　　随后成书的《先秦?T子系年》更使钱穆成为当时的“子学”大家。《先秦诸子系年》不仅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等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考证，而且对战国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顾颉刚称赞其作“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3]。 　　然而，这位知名的“子学”学者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生了学术生涯上的一次重大转型。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课程明确要求各院系必修“中国通史”一科[4]，北大亦遵令执行。当时北大通史课邀请钱穆讲其中一段，但是他认为通史课程会因众人分授而使学生不能把握一条清晰的脉络而不得要领，于是他毛遂自荐独讲中国通史[5]。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各大高校南迁，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大。钱穆在这里遇到了当时在文、史领域都颇有成就的陈梦家，陈氏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钱氏以材料太多，能力有限婉拒。又一夕散步，陈梦家又提起此事，钱穆以流亡播迁中写作不易，他日平安返故都乃为之作答。陈氏又力劝：“此话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到那时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心头，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今日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写，岂不驾轻就熟，而且读者亦易受益”[6]。于是钱穆遂改初衷，开始编写一部时代所需的通史教材――《国史大纲》。 　　从上述钱穆写作《国史大纲》的过程看，他曾有过犹豫甚至推脱，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中，“子学”与“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问。“子学”重在研究诸子百家的源流与思想，而史学重在研究民族、国家的兴亡荣衰的进程。因此，这种从学术研究考量的“犹豫”与“推脱”恰恰说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务实。 　　钱穆由“子学”转向“史学”，其实就是从纯学问转向实用之学。他的《国史大纲》成书于抗战期间，因而带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余英时甚至认为钱穆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民族招魂”[7]。在书中，钱穆尤重文化与民族国家兴衰的关系，他说：“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哀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8]这说明他身怀民族大义，视民族文化继绝存亡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 　　二、张荫麟、陈梦家等人的学术转变 　　许多人熟知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然而早年的他却是以研究哲学见长。比如他最早的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因考辨精辟，连梁启超都对他夸赞不已。他曾在《大公报》上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哲学史必需负有两种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查各家学说起源，作者的生平、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等;他（冯友兰）的重述比以前同类的著作精密得多，大体上不易撼动，惟关于历史方面，则未能同样令人满意”[9]。冯友兰回应说：“这句话前半段是素痴先生的过奖，后半段所说实在是事实。”[10]1934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即，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必须要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在傅斯年等人的力荐下，张荫麟承担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