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docVIP

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暴力，在根本上体现于对透明度的追寻。“文革”常常被称为“触及灵魂的革命”。究竟是否成功地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言及。现在且说当时的一个著名口号，那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这里的关键字眼是“私”。“私”的涵盖面很广泛：从自私到个人利益，到任何私人化的东西，譬如说私人价值、私人空间、私人生活。这是一柄双刃剑，相对于它的对立价值“公”――公家、公共场合、无私、大敞四开、没有秘密的窗子――来说，永远处于一个不安的地位。对于一个以公有制为特点的政治结构来说，任何具有私性的东西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必须用公有的理想和精神，淹没个体的声音。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里，不允许隐晦，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 　　对透明度的追寻，其中心表现之一，是一个社会身份被严格划分界定的阶级制度。于是，有红五类，有黑五类，甚至还有黑七类。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社会流动性：有些年轻人，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对中国中古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的现代变形。“传统”本来是“文革”意欲消除的目标，现在却改头换面地再度出现了。但是，在传统与其现代版本之间，存在着一样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中古时代的等级制度中，区分士与庶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特权，而在现代的等级制度中，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却被用来决定他的意识形态取向和道德品质。这样一来，现代等级制度成为探索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出发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极权社会中，透明度（不是领导层的，而是被领导层的）如此重要：它使控制变得可能，而且容易。 　　对透明度的迷恋本身不是罪过，关键在于它的应用。对透明度的迷恋，最糟糕的后果是一种集体的多疑症，它最终导致了集体的精神崩溃；因为对于透明度的追求，几乎总是导致更多的隐藏、伪装、掩饰、怀疑。对于“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揭发”、“揭露”或者“暴露”曾经拆散了许多家庭，只不过是对透明度的疯狂追求的多种显示之一，而且，虽然残酷，还不能说是最可怕的。比这更具有威胁性的，是对透明度的内向追寻；它的效果，可以在群众运动结束之后很久仍然存在。正如陈佩华在《毛主席的孩子们》（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第83页）一书中所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很多年轻人，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奉献中，常常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因为“表现好”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只有表现好，才能出人头地。这样，即使在他们出于个人信仰而好好表现的时候，也不能不感到他们的“良好表现”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私人利益，因此，也就具有一种不够纯粹或不够纯洁的动机，这使那些信念最坚强的学生感到非常不安。 　　这种对个人动机的追问与发掘，是对透明度的追求转向内部的一种表现。而当这种追求成为集体焦虑的时候，就连内在感情的外在标志，比如说眼泪，也被人的高度自觉扭曲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小学教师给《北京日报》的编辑写信，信中提到她在给班里的学生讲述高玉宝的故事时，四十九个学生中有将近三十个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笔谈林海雪原》，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27页）。这里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多少孩子的眼泪是真实的，而是老师在计数有多少孩子流了眼泪。在如此密切的监视下，一个人对外在事件自然和本能的反应常常被转化成政治觉悟的自觉标志，可以对之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以求达到私人目的。然而，又因为人们深知这些“本能”反应可以人为控制，于是格外强化了辨别真假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虚伪行径，比如在“睡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之类，和更多“真伪难分”的焦虑。 　　对透明度的追寻在中国文化中植根甚深。在“文革”年间，这一冲动被强化到疯狂的程度，它所造成的最大弊端发生在语言的层次上。文化革命发源于“文”，或者更确切地说，发源于“史”，吴晗的一出历史话剧《海瑞罢官》首肇其端。其实吴晗的话剧本是奉命之作，充满政治意义，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这出话剧究竟应该作何政治解读，而是字面与内涵、能指与所指的彻底分离。这一分离过程一旦开始，就好比打开了一道再也关不上的闸门。什么都可以成为符号：衣领、衣袖最易肮脏，可以被视为对“领袖”的恶毒攻击。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人们常常把文字狱追溯到北宋的乌台诗案，但是文字狱的现代版本与古代有所不同，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的少数士大夫，而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国民表现在诠释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杀死任何不能解答她的谜语的人。缺乏透明度的语言可以导致死亡与恐怖。俄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重新恢复了语言的透明，斯芬克斯遂投崖而死。但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绀贲却论述说，斯芬克斯并没有让人猜谜，她只是在提出一种话语模式；因此，俄狄浦斯的罪孽不是乱伦，而是摧毁了一种话语模式，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创造了断裂（Stanz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