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简化,和中国有什么区别？要点.docx

日本汉字简化，和中国有什么区别？?指出这些弊端，并不是为了反对汉字简化。事实上，汉字的简化是必须的。文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在全国文改会议上发表讲话。吴承认简体字缺乏系统，但辩护称汉字本就不是系统化的文字前一期专题《乾隆变成干隆，是谁的错？》，回顾了1949年后大陆的“汉字简化史”。略言之：因为从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导汉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汉语字母化”，简体字只是被当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种过渡手段，所以简体字改革方案做得相当粗糙，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当“汉语字母化”终止，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简体字不再是“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那么，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和日本的汉字简化方案，来做一个比较。中、日本两国的汉字简化，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区别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简体字，比中国早了整整10年。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汉字简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日本在简化之前，研究确定了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中国没有做这个工作基于对汉字使用频率的清查，日本政府于1946年公布了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1951年又颁行了92个字的专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汉字别表》。这1942个字，就是日本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的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字，不做改动。全盘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简体字改革的基础。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简体字改革就没有一个核心的范围。恰恰中国50-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就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一直受领袖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字却大量简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汉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却都被简化，收进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即：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确定通用汉字的范围，就会导致部分通用汉字被按某种原则简化处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汉字却没有得到相应处理，以致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比如，溝、構、購，被简化成了沟、构、购；講，却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却又完全不简化。原本同属一个“冓”旁系列的字，简化后竟然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套了。相比之下，日本因为确定了“当用汉字”的范围，范围内的同系列汉字，在简化时绝大部分采取了统一原则；日后扩充“当用汉字”时，也是继承之前的原则对新扩之汉字进行简化，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混乱。二、日本的汉字简化，比较重视类推原则；中国的汉字简化，否认类推原则汉字简化，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相同的繁体偏旁，应该被简化成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的“约定俗成字”，这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则因“群众路线”（70年代的“二简字”甚至直接发动农民来造字）而高度重视后者，否认类推简化的可行性——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简体字，在体例上出现了大混乱。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种方式简化，但往往是一个字一个样——比如，“昜”至少有三种简化模式：杨（楊）、阳（陽）、伤（傷）；“登”则至少有四种：证（證）、邓（鄧）、灯（燈）、镫（鐙）。很多可以一并类推简化的汉字组，有些只类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变异——比如，盧简化成了卢，瀘、顱也相应简化成了泸、颅，但爐、驢却被简化成了炉、驴。有些又只类推一小部分，其余的原封不动——比如，憶、億已经简化成了忆、亿，臆、噫却不简化。汉字固有的逻辑体系，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字简化，就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的体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评价：“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同时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据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披露，“國”字简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幸好很多文改会委员坚决不同意，遂得以与日本保持一致，简写为“国”。图为太平天国所使用的简体“國”字，内中是“王”。定位不同、领袖意志，是中日汉字简化出现上述两大区别的根源中国的汉字简化，与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两大区别，除了两国对汉字简化的定位不同——中国将其视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日本则是为了规范、简化汉字形体，控制汉字的日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