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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哲学”是一种国家哲学 　　□吃饭哲学其实是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诉求中,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呼相应的一种哲学。在此意义上,吃饭哲学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哲学。 　　 　　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自负而有趣的人,前几年读他与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时就有这种感觉,如今读《李泽厚近年答问录》,这种感觉又浮现出来。比如,当记者问他“能否对自己做个评价”时,李的回答是这样的:“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做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是‘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P154―155)这种回答就很有趣很机智,却又透着一种自负。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是很耐人琢磨的。 　　李泽厚先生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种聪明既是指那种大才学,也指他那种适应环境、驾驭生活的能力。他说他62岁到了美国,当时有三大冒险:第一是必须学开车,第二是必须去讲课(在国内从来没有上过课),第三是必须用英文讲课。结果,这三关都闯过去了。(P95)我想,一般有点小聪明的那种人,闯第一关兴许还能对付,但第二关、第三关呢? 　　闲话道过,说说我对这本书的感受。这本书里涉及的问题不少,但有两点应该是李泽厚反复强调的:西体中用和吃饭哲学。关于西体中用,李的解释如下:“西方的‘体’搬过来就是物质文明,搬过来在中国可以产生新的形式,这就是‘用’。”(P120)“我讲的西体中用就是转换性创造,创造出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对‘体’会起作用。”(P121)“‘西体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讲改革开放,不就是讲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开放吗?现在年轻人学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数理化、电脑、英语等西学吗?这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把它们应用到中国(中用)以后,就会产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本体改变了一切。这20年来思想意识改变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生活本‘体’变了。”(P159)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李泽厚显然是在用“西体中用”对抗“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而关于这几种学说,里面机关暗道甚多,笔者学力不逮,不敢妄加评论,但感觉总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到西体中用,我的感觉是这种概括可能更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走向。因为时至今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确实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拿过来了西方的许多东西,拿过来之后又经过了“转换性创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麦当劳在西方是快餐,还是所谓的“垃圾食品”,但我们却把它“转换创造”成了有点品位有点情调的吃饭场所,这是不是李先生所谓的“西体中用”? 　　如此看来,只是把“体”界定在“物质层面”,然后拿过来一些东西为我所用,总觉得让人有些疑惑,因为我马上想到了如下一些问题:光拿“物质层面”的行不行?“精神层面”需不需要同时拿过来一些东西?舍弃了这个层面,我们的“拿来”是不是会面临一种丰富的匮乏?这么个拿法是不是与李泽厚倡导的“实用理性”有关?在今天这样一个拜物主义的年代里,“拿来”种种观念是不是更有意义,也更有利于改造国人的精神结构?凡此种种,显然还需要认真讨论。可惜,我在李泽厚先生的书里却没有看到。 　　细想一想,李泽厚的这个西体中用又是和他的“吃饭哲学”连在一起的。关于吃饭哲学,李在此书中多次谈到,其基本意思是要强调“经济力量”的重要性。(P51)而为什么要以“吃饭”哲学名之,李亦做过反复解释:“‘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P269)我不知道这样的用词是否真能对那些“大谈精神哲学”的人(港台的“新儒家”?)构成一种刺激,但里面隐含的问题似乎也值得讨论。 　　“吃饭哲学”应该是一种非常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于这一点,李泽厚也并不否认。(P139)但随着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哲学家关注的重心是不是需要有所转移?当今中国,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显然已不在物质层面(虽然不排除这一层面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是在精神、道德等等层面。在此背景下,依然坚持吃饭哲学虽然非常正确,却不但无法解决一些更紧迫的实际问题,反而容易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或形成一种保护层。所以要我说,吃饭哲学其实是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诉求中,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呼相应的一种哲学。在此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