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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牌时代”的大都市建设 　　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美]理查德#8226;瑞吉斯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不久前读到陶东风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还是历史文化名城吗？》的文章，其中提到北京建设定位问题时这样说道： 　　 　　在目前关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文件、规划和论文中，经常看到关于北京城市定位的不同表达，比如“历史文化名城”、“世界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国家文化中心”，等等，这些称呼还常常同时出现。比如“世界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就同时出现在《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并且“建设世界城市”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在《纲要》中得到了大篇幅的阐述。 　　 　　按照陶东风的意思，“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都市发展规划定位，寻求建设一个具有“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世界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难问题。 　　在我看来，东风兄关于城市定位的理解可能有点胶柱鼓瑟。“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具有保护得比较完整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特色，而“世界城市”则应当是开放、先进的城市形象。从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来讲这种解释没有问题。按照这种理解，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确是有点不对劲。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名称背后隐藏着的关于都市建设的想象。“世界城市”的含义是世界性的影响力。倾举国之力办奥运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说2008年奥运会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种影响力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标志，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我国国务院认定的一种资格。北京由于自13世纪以来历经700年的特殊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它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尽管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破坏巨大，但还不足以把“历史文化名城”的光晕彻底抹去。至于在走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能否保护历史文化特色，其实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建设目的。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形象影响力建设是最重要的目标。北京如果取消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将使得它的文化影响力大打折扣，这显然是管理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无论城市如何发展，“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金字招牌决不能丢掉。 　　其实中国所有的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文化建设都在追求形象影响力，而实现这种目的的最简洁直观的路径就是得到一块具有符号意义的形象金字招牌。用举国体制博取到的奥运会金牌数量名次当然是北京这些年来得到的最辉煌的形象金牌，其他城市也通过类似的方式寻求影响力的扩大，于是世博会、花博会、亚运会、大运会等等活动接踵而来。此外就是争取各种权威机构授予的称号或名誉，如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国务院和省市各级政府认可的各种名录：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等，列入各种名录就是获得了含金量不等的各种金牌。 　　以举国或举城之力博取金牌，实际收益是获得了影响力的增长。人们通常相信这种影响力就是软实力，那么付出这种代价可以说是物有所值了。高耸入云的地标建筑、轰轰烈烈的大型活动、形形色色的标志、称号和名次，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城市实力竞争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全国已有几百个城市计划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几十个城市已经或准备建造投资亿元的大剧院；举办大型运动会、博览会的热情越来越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类符号化的攀比竞争运动的确有助于城市形象的传播。但问题在于，金牌、名录毕竟只是符号，它们可以传达意义，本身却并不生产意义，正如靠举国体制拿下世界金牌第一并不等于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总体实力世界第一。这些年来以符号化为特征的城市文化建设模式如同进行了多年的城市形象竞争奥运会，可以称为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金牌时代”，即以追求符号、数字和规模的扩张为目标的竞争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成就是惊人的，而伴生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今也许中国的城市建设应该超越这个发展模式而进入到“后金牌时代”，把城市发展和软实力建设的目标从夸张的符号、数字和规模转向更内在的发展方向上来。 　　“后金牌时代”大都市建设应该向什么方向走？美国一位致力于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瑞吉斯特近年来出的一本书《生态城市》是进行这种探索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提到现代城市建设的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反自然的城市发展模式。我们努力使汽车性能更好而不是减少其数量；我们只是尽力减慢城市蔓延的速度而不是从机制上去逆转其膨胀过程并缩减其生态足迹影响；我们把道路修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憧憬“智能化”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缩减汽车车道，用轻轨、乡村小路和自行车道来代替；我们给石化能源部门提供所需的种种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