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开创中国劳资博弈新纪元.docVIP

《劳动合同法》：开创中国劳资博弈新纪元 　　 “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 　　――德国著名法学家 耶林 　　 　　2007年6月29日，经过两年起草、四次审议，《劳动合同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2008年的“重典”，《劳动合同法》已成为众多劳动者、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源工作者和各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关注的重点。也因此，《劳动合同法》的通过被人们评为“2007年影响中国民生的十件大事”之一。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劳资关系新纪元的到来，中国劳动关系格局的重构已经开始，低劳动力成本时代将逐渐走入历史。 　　 　　 劳资博弈呼唤新规则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发布第一稿，公开向全社会征询意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大法工委共收到19万余条意见，这么强烈的社会反响是前所未有的。从这19万条意见中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劳方和资方的震动都非常大，这说明新的法律触动了两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位立法官员如是说。 　　一部法律居然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和震荡，从深层次来看，这是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在劳动关系上的投射，是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后的必然结果。 　　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1976年到1986年，这是行政化阶段，这一期间的劳动关系构成是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劳动行政关系，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这一阶段基本没有劳动争议。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1996年，这是市场化过渡阶段，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劳动争议案件。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到现在，劳动关系真正进入市场化，对劳动关系的调节和规范转变为以法律为手段并通过市场自行调节，这一阶段的劳动争议案件此伏彼起。 　　在深切地体会到大锅饭带来的效率低下之苦后，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然而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社会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劳动关系的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劳动关系市场化之后，“强资本、弱劳工”一天天演变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格局。在劳资博弈中，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却由于法律保护的缺失或不足而越来越弱势，劳动合同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将这些问题归结于五个方面：即劳动合同虚无化、形式化、单边化、短期化和空心化。各地矿难、农民工欠薪、华为员工“过痨死”、山西黑砖窑事件等事件就是劳动关系不规范的一个折射。 　　在《劳动合同法》诞生以前，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是一种衍生产物，是由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法确立的。由于缺少专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制度在现实运作中陷入深重的困境，损害劳工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普遍存在于劳资领域中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对劳工利益的长期蔑视已经演化为某种社会心理。在这种畸形的心理看来，人力是最可牺牲的资源，劳工是市场经济中最可忽视的要素。劳工由于在劳资博弈中处于极端的劣势，由此导致了一幅幅扭曲变态的世相：一边是民工跳楼讨薪成为全国常见的场景，“跳楼秀”发展成滋味复杂的社会辛酸，堂堂一国总理竟然要亲自为民工讨薪；另一边则是招商引资时竞相对劳工成本肆无忌惮地“压价”，甚至在个别地区大肆行奴工之实，以博得资方欢心，或者换取地方经济的发展。 　　法律保护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包括白领、中产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忍受着不同程度的用工盘剥，农民工则有高达九成处于非法用工的状态，用工制度不被维护、不受尊重。在严重失衡的招聘解聘程序中，劳动者对用工方的侵权行为缺乏话事权，只能听凭摆布。出于严峻的就业压力，签不签劳动合同基本上只是资方的单方面意志，并且压倒性地凌驾于劳工利益之上。用工是如此蛮横，以至于劳工的合法权益常态性地处于动荡的状态，克扣工资、凌辱用工、恶劣条件、拖欠工钱等漠视劳工及劳动环境的顽疾此起彼伏、难以根除。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单纯强调契约自由，单纯强调法律平等和程序正义而忽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强弱之分，忽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不均衡和强弱悬殊的差别，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放任”政策的影响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指导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由双方自由决定，于是资本家利用其强势地位，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盘剥。其结果是，罢工甚至捣毁机器等事件不断重复出现，愈演愈烈，社会生产陷入停滞，国家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 　　多重因素叠加，证明中国已经进入重大转折时刻，劳资博弈呼唤新规则。在这种趋势之下，告别低劳动力成本时代，从国家的整体而论，不仅是一种宣示，而且是一种结果。劳动力关系市场化后，劳资博弈呼唤新规则，《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最直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