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镜》：比较哲学研究怎样进行？.docVIP

《德性之镜》：比较哲学研究怎样进行？ 　　西学东渐伊始,学者们就开始了某种比较性质的研究。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觉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普遍化的概括几乎成为常识和定论,譬如,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但是,这些概括有没有充分的支撑呢?有了这些结论之后又怎么样呢?这就涉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实际上,比较哲学的问题相当复杂。到底什么是比较哲学,它与哲学比较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如何可能,如何进行比较哲学研究,谁有资格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的目标在哪里,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的讨论。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但就我的有限阅读来看,张志伟教授的《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简论比较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第一次对比较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余纪元教授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则为比较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证,这本书及其作者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个案,为比较哲学的上述理论问题提供某种答案。 　　《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英文书名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 of virtue, 2007年由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中文版2009年3月推出。这本书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呢?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出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我把它概括为三个问题: 　　 　　一、 比较研究是否可能 　　 　　把两种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前提自然是二者具有可比性,或者关联性。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没有比较的必要性。比较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实际与两种哲学或文化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相关联。麦金泰尔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各有其自身解释性与推理性的内在标准,而且也各有自己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因而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余纪元认为,不可通约不等于不可比较,文化的差异性不是比较哲学的绊脚石;相反,揭示和认同这些差异正是比较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大益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通过比较才能够发现其不同的假定和推理模型。 　　至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二者当然具有可比性。比较二者的最终基础在于人类的基本经验。具体来说,它们二者所考虑的都涉及怎样成为一个好人的问题,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来说什么是善的。同时,这两个伦理学体系各有其语言与概念体系,各自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些塑造了各自在处理人性共同问题时的差异性视角。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对诸多差异的饶有兴味的揭示。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目标 　　 　　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相互映照的“镜子法”;二是“拯救现象”法。余纪元对它们进行了阐释。 　　“镜子法”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如镜”论。亚里士多德说,当我们想看清自己的长相时,我们借助镜子来看;当我们想认清自己是怎样的人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朋友来了解。朋友是第二个自我,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伦理学可被视为彼此的镜子。我们诚然可以通过阅读他们各自的著述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正如一个人没有朋友也可以过活;不过,如同有了朋友可以活得更好一样,通过比较,可以获得对两者的更好理解。具体来说,把他们作为彼此的镜子,可以使我们反思他们各自伦理学的传统根基,考察他们那些未经审查的预设,并解释他们何以用各自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伦理学。 　　“拯救现象法”是亚里士多德做哲学的典型、常用方法。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收集和设立现象即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第二步,讨论和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疑难,看看不同的观点各自有什么道理,哪个对、哪个错,在什么意义上对、在什么意义上错,类似于披沙拣金;第三步,保留这些观点中的真理成分。把它运用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上,则可以这样进行它们的比较工程:首先,由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涉及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君子),所以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传统之下的可比较的现象;其次将二者并置在一起,考察它们的一致与对立的要点;最后,保留住呈现在这些现象中的真理。 　　运用上述两种方法,比较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显现出来。余纪元是这样概括的:比较哲学的目标是镜映双方,以增加自我理解和彼此的相互理解,并发现各种现象中包含的整理因素。换言之,确立一个唯一的胜利者对一种比较研究而言既无必要,也没有益处。 　　 　　三、 谁适合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特殊性对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