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惘和叛逆中彰显真诚本色.docVIP

在迷惘和叛逆中彰显真诚本色 　　1984年，由邓印和、马志刚、方瑞创作，河北省话剧院排演的八场话剧《老八路和小哥们》演出后，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剧作也由此荣获河北省戏剧调演优秀剧本创作奖、河北省“四化”建设新人新貌优秀作品奖。 　　经历了“文革”的惨痛之后，这个刚刚从迷狂中惊醒过来的民族，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就是重塑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园，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那么，如何实现这些宏图大志？这似乎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为百废待举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他们感到责无旁贷。话剧《老八路和小哥们》就是他们担当意识的见证。剧作中老八路马长青的形象就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能够力挽狂澜的时代英雄的形象。但纵观当时整个戏剧创作现状，笔者认为，马长青这一形象仍显得概念化、脸谱化，没有突破以往文艺作品中“正面”形象的模式，而剧作中塑造的几位并非“正面”的青年人群象，倒是深化了剧作的思想性和真实性，给剧作增添了很多新意。 　　这是迷惘的一代人，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度过的，在他们的成长记忆中，更多的是欺诈、残忍和暴力。他们没有受到过完整、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的教育经历是逃课、游行、批斗会、忆苦思甜。他们的精神信仰受到严重的扭曲，他们的心灵世界受到严重的创伤。“文革”结束后，面对改革开放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时代感召，面对社会上仍然存留的一些不良现象，他们无力确立自己的价值定位，找寻不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陷入极大的迷惘和痛苦之中，甚至被贬为是“垮掉的一代”。 　　面对社会的歧视和自己心灵的空虚，他们消极地抵抗着，以扭曲的叛逆心态向世人昭示着自己的存在价值。以刘国庆为“头儿”的这帮小哥们曾一度绝望地自暴自弃，“逆社会潮流” 而行。对青年人的形象，中国社会传统的审美标准是儒雅、整洁、文质彬彬、衣冠楚楚，俗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他们偏不，故意衣着“别出心裁”，不伦不类；语言刁钻刻薄，甚至粗俗流气。他们曾气跑过两任党委书记，即使马长青上任后，他们仍闹出许多“乱子”：私自撬锁，抢占了留给新来的书记马长青的住房；奏乐列队欢迎超假晚归的哥们儿；在食堂乱扔干粮，糟蹋粮食，甚至与厨房师傅大打出手，起哄闹事；他们捉弄工会主席丁万才，顶撞政工科长高连升……用工会主席的话说：“这帮小子捣起蛋来，能把人活活气死。”“谁也摆治不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没有审美观，不如说他们的审美观被多年压抑而畸形地释放了，超出了那个时代民众普遍的审美标准和心理接受最低限。仅从衣着上看，他们那时所谓的“奇装异服”，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不也成为“街上流行的新时尚”了吗？与其说他们没有是非观，不如说他们的是非观因片面地追求个性张扬而被扭曲了，他们之所以采用夸张的形式去“鼓励”“炫耀”违犯劳动纪律的同伙，是以过激的方式表达合理的欲求。他们与厨房的大厨打架是因为食堂的饭菜有质量问题，他们捉弄工会主席、顶撞政工科长也是因为这些领导不能秉公办事。至于他们私自撬锁、抢占住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住房条件太差了，不仅没有最低的生活保障，甚至连最起码的作为“人”的尊严都没有。按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当一个人连最低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还奢谈什么文明与规矩？这样讲并非认可社会上为非作歹的不法行为，而是给这些“小哥们”的“违纪行为”以心理依据。因为在本质上，他们这些“肆意所为”，无非是想引起周围人的“关注”，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以表达自己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抵抗。 　　剧作第二场是围绕着如何教育这帮“小哥们”展开的。工会主席丁万才倡导召开忆苦思甜会，并亲自现身说法上台诉苦。他要用旧社会矿工“黄连里边拌苦胆”的苦情，来打动和教育这些“败家子”，使他们“改邪归正”，但他们不买账。忆苦会上，始则有小栓子等人插科打诨，真真假假，把个会议搅得一团糟；继而有刘国庆、肖肖等侃侃而论，并引出社会主义“也需要改革”的耸听“危言”。政工科长高连升被激怒了，使出了他的“杀手锏”――要对他们采取“组织措施”“专政手段”，甚至提出要“抓俩劳教几年”。由此可见，对这些“小哥们”来讲，工会主席心目中的那套价值体系显然不再适用于他们，“黄连里边拌苦胆”的旧时代矿工生活他们的确没有体验过，但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自己作为现时代矿工的生活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文革”极左政治的牺牲品、时代的弃儿，他们的灵魂始终在彩旗如潮，满眼批斗、怒骂、打砸、诬陷等暴力和阴谋的恐惧中如幽灵般游荡，始终未能找到可以驻足栖息片刻的家，他们有何“甜”可思？在他们眼里，丁万才的苦情如同传统戏曲舞台上小丑的表演，滑稽极了；而政工科长的“措施”和“手段”显然是“文革”时期的政治逻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