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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荆棘里的花 　　以群众政治动员为内核的“延安道路”模式,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以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为根本前提,以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一致为限制标准。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许我们该淡化革命时期的浪漫与激情,拂去历史的尘埃,去憧憬现代性的美好未来。但是,昨天、今天与明天,本就是一线牵的关系。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210这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不断反观历史,并从中汲取养分。因为历史是深刻的,它可以教会我们在迷茫的时刻从过往中追寻未来。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场从“革命式现代化”向“市场型现代化”的转型。在从“革命”向“市场”的转变过程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或许是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必经之路。陈明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是合为一体的,二者间最重要的连接纽带即在于政治动员和由此带来的群众运动。〔2〕246因此,考察中国革命史,对于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马克?塞尔登教授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联,以及转型之路将走向何方。 　　 　　一、它在丛中笑 　　 　　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好似沉闷学术界中的一股清流,往往会引起躁动,甚至引领一个时代。《延安道路》成书于中美关系敌对的高峰期,它一扫麦卡锡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与偏见,并对部分学者将中共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归结为由日本侵略所激发的“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冷战环境中提出了“延安道路”的观点。 　　《延安道路》率先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了系统考察,既具体描述了“县”级微观层面,又试图透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并希望为世界殖民地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该书从描写陕西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农村趋于解体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边区的阶层结构着手,试图呈现“延安道路”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把握变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共和农民、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在塞尔登看来,研究中国革命必须注重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并最终落实到中共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与农民之关系的变动过程,也就是“延安道路”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促使这种变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灵活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的实行,这尤其表现在从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到整风运动后的较激进政策的转变上,“延安道路”也因此正式确立并进入巅峰状态。 　　“延安道路”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3〕266由此,“延安道路”实际上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民族革命,又是一种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既指陕甘宁边区这一缩影,又指中国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反殖民运动的运作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以解放被压迫民众为核心的社会变革,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广泛动员民众为双重目标的“群众路线”,如精兵简政、双重领导、下乡运动、树立英雄劳模等;旨在增强党的统一性和战斗力的整风运动、组织建设;融社会经济变革和生产自救于一炉的生产运动及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运动等。“延安道路”的基本内核则可以归结为中共如何采用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各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 　　该书暗示着那场革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壮美日出,洋溢着对“延安道路”所蕴涵的“民粹主义”的肯定、赞美及向往之情。〔4〕在塞尔登看来,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是中共摸索出来的“延安道路”形成和延伸的过程,也是中共成功地通过群众动员去塑造农民,农民又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尽管作者在该书1995年再版的前言和后记中作了中肯的自我批评,但他认为原书的中心论点依然正确,“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在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3〕310该书译者魏晓明和冯崇义评价说,“如果说塞尔登在当年那种春寒料峭的冷战氛围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做出中肯的评判,需要过人的胆识;那么,在苏东剧变之后,维持原判更需要勇气。”〔4〕 　　塞尔登的“延安道路”的观点,恰如严酷的荆棘丛中的一抹红,在当时海外中国革命研究中独树一帜。这无疑给当时国际上的紧张而僵化的氛围带来了活力,为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路径。更为难得的是,他毅然歌颂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大批的后殖民农业国家揭示开展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显示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塞尔登是“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