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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二胡曲创作的时代性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解放后中国二胡的创作特点,将这一特殊的阶段分为20世纪50――70年代的二元发展期和20世纪80年代――现在的多元创作期。并通过将二胡曲目及其创作技法放入到这一特定的时间中,来进一步呈现当代二胡曲的创作,在题材、技法等方面具有的时代风貌,及其在借鉴西方作曲技术时对中国传统民族风格的坚守特征。 　　关键词:二胡曲;时代性;民族特色 　　 　　首先,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这里所谓的“时代性”实质上指的是二胡创作在特殊的阶段、特殊的社会背景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概括二胡发展现象及规律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特征。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皇皇的悠久历史中,音乐文化的发达是不争的事实,声乐、器乐和舞蹈鼎立的发展局面,构成了中国色彩斑斓的音乐世界。二胡这件随着“马尾胡琴随汉车”的记载而逐步地被人们所认识的乐器,最早也并非一件民族乐器,而是“胡”乐器,但随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二胡趋之若鹜式的疯狂追逐,特别是在其制作、乐曲创作等方面所付出的巨大艰辛,使得这件外来乐器一跃成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乐器。但是,相对于其他民族乐器来讲,二胡的“资历”尚浅,就“历史年代而言,它比钟、鼓、磬、埙、笛、琴、瑟等体鸣、膜鸣、气鸣、弦(弹)鸣类乐器晚出一、两千年;就艺术的积累而言,琴、瑟、琵琶、笛、管、唢呐等都有丰富的演奏曲目,并在演奏技、艺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审美追求,而二胡除了经验性的口头理论之外,几乎是一张白纸。”①但就是这样“一张白纸”乐器,却创造了其他乐器所不能创造的奇迹――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成功地赢得了自身的辉煌身价、登上了人们常说的“大雅之堂”。不仅如此,二胡音乐的发展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还带动了其他民族乐器,诸如琵琶、古筝、笛子等的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更为中国民族器乐艺术迎接文化变革、寻求发展之道、开辟新天地举行了奠基礼。”② 　　也许,这一“转身”,源自于20世纪初期,伟大的音乐家刘天华先生的那一次北大演出。刘天华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第一次把二胡从民间底层带到了高雅之堂而成为人们公认的演奏家,也因为他倡导了“植根传统、中西结合”的二胡作曲法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作曲家,更因为他通过大学的讲堂,将二胡这件原本在民间只是处于伴奏地位、甚至是专门用于乞讨③的乐器拉向了主奏地位,并引得了更多的爱好者来学习而成为流芳百世的教育家。也正是因为他,才使得二胡从此走向了生命的新航道,开创了二胡音乐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此,二胡这件平凡的乐器,便在其不平凡的生命轨迹中,因为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而更显出其对于中国音乐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纵观二胡这短短的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便可以真正地体会到这一特点。学界一般将刘天华先生的开创到新中国成立前看作是我国二胡音乐及其创作的新生阶段,而建国后至21世纪初,看作是二胡音乐的发展和繁荣阶段。那么,在本论文中,笔者将视域放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时段内,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使得当代中国二胡曲的创作无论从创作特点、创作理念,还是从创作手法、创作方式上来讲,都显示出了该领域在逐步地发展、壮大之后所呈现的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即20世纪50――70年代的二元发展期及20世纪80年代――现在的多元创作期。 　　一、二元发展期(1949-1979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的正式确立。这一国际政治层面上的事件,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49――1966即‘文革’前的十七年,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社会的安定团结及普通百姓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给传统艺术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态环境。”④对于二胡音乐而言,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使得二胡音乐的教学、表演和创作都得到了充分重视。通过笔者的分析,将建国后的1949年至1979年划为一个长的时间段,论述二胡曲创作上体现的中西结合的二元性及其体现的时代性。 　　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结束了艰苦的8年抗日战争和3年内战后“元气”大伤,政权需要巩固和加强,经济生产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同时,国家也没有放松对于文化事业的关心。通过阅读资料可以看出,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使得我国民族器乐(含二胡)的发展在人才培养、音乐作品的创作以及乐器改革等方面,在各级文化部门和艺术院校的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例如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各地方音乐院校中二胡专业的设立,使得二胡的教育更加走上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伴随着这种专业二胡教育的出现,大批的二胡演奏者及二胡曲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二胡音乐的创作依然体现了由刘天华先生所提出的“根植传统、中西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