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莫斯科“酒鬼”.docVIP

我看到的莫斯科“酒鬼” 　　1975年1月，我被调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一天，我相约几位馆员到高尔基公园游览，中午到公园北门口一家饭馆用餐。一进门使我们大吃一惊，只见一条汉子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呼呼喘气，顾客若无其事照常进食。我诧异，遂问同行者：“这是什么人?怎么没人管?”他们告知：“这就是酒鬼，一会儿巡警会将他带走。”正当我们用餐时，进来两位巡警手持电棍，进门先在酒鬼臀部踹了一脚，喝道：“起来，跟我们走！”这时酒鬼已处于半清醒状态，一见巡警急忙挣扎着爬起来，两个警察向前一步，一左一右，将酒鬼架起拖进警车，急驰而去。 　　同桌一对夫妇见我们看得出神，冲我们微笑，那位男士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吧?” 　　我说：“是的。” 　　“你们在北京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吧?” 　　我摇摇头说：“没有。” 　　他接着问我：“你估计刚才那个醉汉喝了多少酒?” 　　我说：“至少有半瓶，看他醉成什么样子。” 　　他伸出两指，告诉我：“两瓶伏特加。我亲眼看到他喝下的。” 　　我听了不禁咋舌。 　　这对夫妇见我们少见多怪，遂向我们调侃莫斯科酒鬼的情况。我们听后无不感到新奇。 　　莫斯科，这个逾千万人的大都市，贪杯之徒约占全市人口的1/10。莫斯科人饮酒已成嗜好，在人际交往中，不论家庭团聚还是喜庆场合，只要将酒瓶开启，一定要喝个底朝天。他们饮酒多是以茶杯代酒杯，有时是互敬互让，有时是自酌自饮，畅饮畅谈一醉方休。 　　为收容酒鬼，全市设有28所醒酒所。莫斯科巡警每天都要从大街小巷和饭店收容50多人送进醒酒所。酒鬼被送进醒酒所后，一般停留3小时至一昼夜，每进一次要交服务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医疗费另算。 　　醒酒所实际上是一所临时监狱，进去后便失去了一切自由。但对酒鬼来说全然不在乎，不少人已成为这里的常客。对二进宫、三进宫的“瘾君子”，法院有时还判他们半月至两个月的监禁。 　　在莫斯科市一偏僻的小巷―普柳希赫胡同，还设有一所女子醒酒所，是莫斯科唯一的―所女性醒酒所。来这里醒酒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如国家公职人员、电影明星、艺术家等，对于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女人，则送到乌兹别克餐馆一所收容所去。 　　凡被送到醒酒所的人都要将佩戴的金银首饰交出，由工作人员登记，放进保险柜，临走时再将原物带走。 　　进醒酒所是件很不光彩的事，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一旦被送进醒酒所后，消息不胫而走，大大损害名声。女性酒鬼对这个地方无不望而生畏。 　　在莫斯科，经常看到烂醉如泥的酒鬼蜷缩在路旁，还有的躺在零下40℃的雪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因喝酒而旷工、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视病人，在医院的走廊里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六七岁的小孩，边说边哭，围观者屏息静听，有的暗暗流泪，经探听原来是这样― 　　这位妇女是一家工厂的会计，其丈夫是车间主任，他们夫妇在一个工厂上班，她丈夫因饮酒过量，晚上回家路上倒在零下40度的雪地里，将两条腿冻僵。巡警将他收容。经检查，两条腿肌肉坏死，今天送到医院截肢。这位妇女哭得十分凄惨，大家听了无不唏嘘哀叹，好端端一个家庭，只因杯中物蒙受了如此灾难。 　　莫斯科天气酷寒，整个冬天冰天雪地，一个人若倒在雪地里，没人照管，只要几个小时便会冻僵。在莫斯科经常有酒鬼一夜之间变成残废的事。我每每听到这些人的不幸，都不寒而栗。 　　酒鬼在莫斯科已成为社会公害，因酗酒而犯罪的人数占总犯罪率的30％以上，在杀人、强奸、偷盗、抢劫案犯中酒鬼占80％以上。 　　人们对酒鬼特别厌恶，不论在地铁上，还是大街小巷，看到酒鬼都急忙躲避。有一次，我在高尔基大街看到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大学生，她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把目光投向远处，像是在等人。有个酒鬼摇摇晃晃从她的右侧走来忽地将她抓住：“你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那位大学生简直吓坏了，惊呼：“放了我!放了我!” 　　酒鬼摘下自己的破帽子要换她的围巾。女大学生取下围巾，扔给他，撒腿就跑。那个酒鬼举着围巾，边走边说：“这是信物！”周围的人对那个酒鬼无不怒目以视。 　　最可怕的是酒后开车，有些司机酗酒后开着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们假日出城游览，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被撞毁的汽车，有的翻在沟里，有的车毁人亡。 　　酒鬼带来的祸害，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上书，呼吁制止这一社会公害。1985年5月16日，当时的苏联政府作出禁止酗酒的决定，酗酒一次罚款100卢布(约合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再犯者视情况取消奖金，解除职务，送“醒酒所”强迫劳动。司机酒后驾车要吊销执照1～3年。共产党员酗酒情节严重者要开除党籍。 　　此令发出，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各报刊每日报道各地执行反酗酒决定的情况。有些部门先后成立反酗酒协会，政府还下令关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