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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和高考一样 夏世铎，祖籍安徽巢湖，1920年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1940年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兵科、陆军大学参谋班，并参加抗日战争。1949年参加革命，先后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年入民进上海市委工作，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若安秘书、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1985年至1997年，曾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任上海市黄埔同学会理事、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理事、普陀区政协委员等职。澎湃新闻记者于2016年12月30日采访了夏世铎先生，97岁的他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耳聪目明，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都保持着笔直的坐姿，不曾靠过沙发背。本文整理夏世铎关于黄埔军校及毕业后的口述内容，以飨读者。 入伍 我是湖南国立第八中学毕业的。朱镕基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不过他比我晚了好多年(笑)。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湖南，在张治中手下工作，哥哥在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工作，其他家人都在上海的“孤岛”，一家人分了三个地方。 1939年中学毕业以后，参加全国统考，虽然中学时学的是理科，但我报考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为什么要学法律呢?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冤狱》。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一个穷人被一个资本家冤枉了，说他偷窃他的财产，把他告到了法庭上。因为这个穷人没钱雇律师，有口难辩，就被判刑关到狱里，受了很大冤屈。我看了这个电影很有感触，穷人因为穷，没办法为自己的冤情辩护。所以我想，将来我一定要做个律师，帮着穷人打官司。填报志愿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这个志向，我就报了法律系。当时我报了三个志愿，第一个是西南联大;第二个是交通大学;第三个是武汉大学。第一志愿录取我了，就这样，1939年9月，我就到了西南联大读书。 1939年的时候，日本占领了我们很多土地，日本的飞机也经常来昆明轰炸。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了从军的愿望。其实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受旧社会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影响，就没去考。到了昆明以后，看了太多日本杀害同胞、轰炸城市的景象，我原本读书救国的想法起了变化，有了投笔从戎的愿望，想直接到战场上抗击侵略。正好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学校就在昆明，进西南联大没过多久，我就报名了。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 报名考空军，也要有笔试和面试。笔试数理化都要考，和高考一样。体检特别严格，尤其是对视力要求很高。当空军是很危险的，后来受训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有些飞机在训练的时候掉下来，但是我还是想考空军，因为觉得空军很神气，人数少啊。毕竟那时候中国才两百多架飞机。 面试我的是后来台湾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他问我：“你怎么考空军了?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现在日本侵略我们，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觉得我也要上战场，保卫国家。”“你家里同不同意呢?”“家里不同意我也应该参加。抗战人人有责。”他很满意，笑一笑，点了点头，我就pass了。 面试以后，很快就收到了第一次录取通知书，要我去成都入伍。那时候黄埔军校已经改名叫中央军校了。当时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的夫人和我母亲是大学同学，我母亲就委托他们做我在昆明的监护人。我把自己要入伍这个情况和他们谈了，他们不太同意我去。他们说：“我们是你的监护人，你妈妈同不同意你去也不知道，而且去了之后很危险。你如果对西南联大不满意，到同济大学来也可以啊。”我说：“那好吧。我还是在西南联大读书吧。” 1940年初，黄埔军校又通过我哥哥第二次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了。收到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准备考试，但好像有预感，一直心神不定，总抬头看有没有人要找我。突然就看到我哥哥了，我哥哥也看到我了。要不然，图书馆那么多人都低着头，找人还是挺不容易的。我哥哥叫我出去，把通知给了我。我看看日期，发现明天就要集结出发了。哥哥说：“要不要去，你自己决定。”我还是想去。我们直接去宿舍收拾东西，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赶到集合地点，上车去成都了。我记得昆明同批考上空军的只有五十八个人，我们当时是和陆军的一起坐车走的。因为国家规定，空军入伍的前半年必须在陆军学校受训。这已经是第二批通知入伍的了，如果不是通知书寄到我哥哥那里，可能我就又走不了了。 步兵训练 我算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理论上高中毕业才能考黄埔军校，不过我们的同学里面也有大学毕业生。成都的黄埔军校那时是黄埔的本校，最早黄埔军校当然是在广州黄埔;后来搬到南京;抗战中搬到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来就搬到台湾去了。 去了以后，所有人被编进第一总队，先预备入伍。预备入伍的时间有六个月，但是我去的晚了，只赶上后三个月，这三个月非常艰苦。进了军校，第一件事是剃头发，一到就全剃了光头，我当时还有点儿失落感，因为已经开始注重形象了(笑)。第二件事是学整理内务，被子必须整理得像豆腐块一样，四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