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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个体依据 三个假定： 第一，剩余价值率50%； 第二，剩余价值的用途5—5，资本家一半用于简单再生产，一半用于个人及家庭消费； 第三，资本家的生活水平比雇员好一倍。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章中找到制定政策及法律的依据。 该章是研究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的。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内容如下： 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20]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思想家。只是由于其生前为社会批判者的特殊身份，既得不到政府当局的支持，也没有企业提供的赞助，实习或者调查基地更是无法觅得，研究经费自然十分紧缺，与我国当今某些知名学者的境地简直有天壤之别。好在马克思拥有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献身科学研究的博大胸怀，为上述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保证。马克思在此就是运用演绎法进行论述的：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时，有两个前提条件，即资本家自己并不参加劳动，联合劳动需要管理，管理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的问题，在此撇开不谈。另外，资本家的职能就是资本职能，即以无偿占有的他人劳动来占有更多的他人劳动，不过在形式上还是要“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的”。在此前提之下，马克思作了如下3个假设：一是剩余价值率为50%；二是剩余价值量中用于雇主消费的部分占50%，另外的50%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现实中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因为增加了变量，会导致分析的复杂化，所以不予考虑；三是雇主的生活水平比其雇员好一倍。通过初等数学的简单运算，结果就是1人需要同时雇佣8人，才能当得成资本家。 由此看来，拿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作为我国划分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的标准，不仅有点牵强附会，而且明显文不对题。其理由如下：首先，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现实社会的批判武器，与我国当初振兴经济的目的正好相反，马克思的显然不能“医治”我国的“疾病”。其次，马克思分析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仅针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条件有很大的不同，生搬硬套，难免有点文不对题。再次，马克思的论述时过100余年，而且是为了说明其假设的特定问题所作的特定假设，有很多限制条件，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并作为我国制定国策的依据，并不合适。复次，马克思自己也曾说明剩余价值量与雇工人数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因为“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21]这是就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道理相同。即使在今天，象微软、用友那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与编织草帽或建筑施工企业杂工相比也创造不同的附加价值，故用雇工人数来衡量一个企业的性质，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另外，马克思本人认为，雇主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这时他就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综观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在创业初期几乎没有一个不参加劳动，大部分人用于劳动的时间和精力，还远远大于其雇员，故即使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也不能得出雇工8人即是私营企业并等同于资本家的结论。还有，马克思在探讨小业主向资本家转化的条件时，是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时考虑进去的，我国只取其中的工人人数作为依据，有点断章取义，并不周延。最后，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发展私营企业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就业。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吸收的员工应当越多越好。假如哪个自然人投资的企业，或者自然人投资企业再投资的企业，能够将我国的全部失业人口统统吸纳，不是仅雇佣8人，而是80人、800人、8千人，甚至8万人，一定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然而，前述“七上八下”的政策导向，是与上述目标完全相悖的。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1-342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