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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极花》主题的多重变奏 　　摘 要：从城市到农村，从现实到小说，饱含着众多瞩目农村世界的作家的长期探索。长篇小说《极花》作为小说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以耳闻目见的真实事件为底本，通过作家鲜有的精炼笔触，发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饱含深情地勾勒出发生在西北高原的“妇女拐卖”故事。单纯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主题意义，从表现主人公的个体认同到作家的乡土反思，再到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寓言书写，贾平凹站在作家的社会意识立场，以温情的批判、理性的反思诠释出《极花》的文本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极花》 个体认同 乡土反思 文明寓言 201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迎来作家贾平凹的第十六部长篇――《极花》。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贾平凹对农村世界情有独钟。从《高兴》中的农村拾荒者故事，到《带灯》中的农村基建问题，再到《老生》中的陕西民间革命……农村世界似乎成为一种宿命式的呼唤，使这位高产的作家虽身处城市仍心念乡野。新作《极花》同样取材于农村世界，以作者十年前耳闻目见的发生在老乡女儿身上的真实故事为底本，借被拐卖到西北农村的女孩“胡蝶”的口吻娓娓道来。小说文笔时而细腻时而粗犷，故事情节叙述精炼但不乏作家的深刻思考。贾平凹从不把读者当成上帝，更不会将读者的情感预求强加于文本创作，《极花》同样验证了这一点。从真实事件到虚构文本，贾平凹以《极花》为契机，突破读者的主观情感预求，通过具有当下性的拐卖事件深入探讨隐于其背后的关于人性与文化的“善恶之花”，达到理性地考量真实世界被文本试炼和言说可能性，进而引发写实与虚构的新一轮博弈，扩大了文本主题的可能性限度 一 贾平凹善于深入小说人物的骨子里洞察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神秘感。《极花》的主人公“胡蝶”出身农村、身世坎坷，与众多进城者一样浮萍般地游走在喧嚣的闹市。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使得“胡蝶”虚荣、自卑、缺乏被认同感，第一次外出找工作就遭拐卖。在梁村，作家借助“胡蝶”的眼睛打开、见证了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人与物。被黑家关进窑洞，“逃离”成为主人公的唯一目标，也是整个文本情节发展的叙述动力。好的小说往往重视突破传统窠臼，依靠叙述的合理性、穿透力推动情节进入一个吸引读者继续阅读的新境界。在这一点上，《极花》一方面借用空间和时间的精心设计，促使主人公在情感上主动适应。作家将“胡蝶”束缚在窑洞和村子两个固定空间内，从而初步瓦解“胡蝶”逃离的可能性；情节以时间为线索，时间也成为“胡蝶”情感发展的线索。通过小说的六个部分：“夜空”“村子”“招魂”“走山”“空空树”“彩花绳”分别梳理出“胡蝶”誓死反抗、黑亮悉心照料、失身与失魂、怀孕生子、留恋村庄的几个阶段。主人公逃离农村的过程实际上正是适应农村、获得自我归属感的过程。“胡蝶”情感的微妙变化，预见了“逃不出去”的最终结局，并使这一结局获得了自然而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时间就是武器，验证了作家用笔的高明之处。“胡蝶”是“黑亮”一家子的药，“兔子”又是“胡蝶”的药。从城市边缘人到黑家媳妇，再到兔子的母亲，有了身份，有了情感的支点，“胡蝶”作为个体开始被认可，不再是游走的浮萍。另一方面，“胡蝶”“逃不出去”也受到了来自文本的客观作用力的影响。被拐后的“胡蝶”首先遭遇了暴力囚禁：被关押在窑洞中一年之久，逃跑时被殴打，成了“埋了没死的人”；接着遭遇了暴力夺身：被群人百般凌辱，生下孩子；最后是亲情陷阱。小说家叙事常常不受最初的文本思路的掌控，很大一个原因来自于主人公情感发展的影响。《极花》后半部分，贾平凹本想只让被拐女人唠叨诉说，不曾料想，“孩子是根茎”，“兔子”的突然出生与“胡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胡蝶”身上承载着光棍汉黑亮传宗接代的梦想，也连接着梁村里有着同样被拐遭遇的女性命运。“麻子婶”“訾米”的遭遇是渗透在文本之中的潜在叙事，她们本是城里人，西北农村贫穷、闭塞的环境消磨着她们的精气，“麻子婶”视剪纸花花为精神的寄托；“訾米”自称“残花败柳”，纵容“立春”兄弟俩共妻的荒唐之举……她们的压抑和欲望都被裹挟在乡村的习俗、伦理之中 作家选择走进主人公的内心，抓住所有细微变化，从奋力逃生到适应、留下，”胡蝶”一步步学会做梁村的媳妇、孩子的母亲时，这个人物才变得丰富复杂起来，她平生第一次触摸到自身存在的某些依据。“胡蝶”“被拐后”的经历验证了人如何被现实环境征服的过程，更是见证了主人公实现个体认同的曲折之路。而留下来的“胡蝶”最终很有可能变成第二个麻子婶、第二个訾米。但《极花》并非单纯传达女性苦难的主题，作家笔触戛然而止，为主人公“留下来”之后的生活提供了更大的可供猜测、阐释的空间 二 “极花”，作为被文本反复言说的一种植物，贯穿整个小说情节。“极花”生长在黄土高原上，冬天是虫、夏天开花，类似于“冬虫夏草”，因此常被黄土高原上的小商贩拿来冒充名贵草药。“血葱”是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