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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驱动理念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于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旨在形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经济增速回落态势下，通过企业主体和政府主导，以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以市场检验作为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与否的标准，发挥政府和企业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新驱动；产能过剩；优化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速；要素投入；经济规模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12-06 中国经济在2015年实现6.9%的GDP增速，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约30%的贡献率，但在近五年来呈现较明显的增速下行趋势。一方面面临资源及技术制约，要素投入及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处于收缩状态，全球经济处于曲折性与脆弱性并举的复苏轨道[1]，导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2015年中国出口额为14.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8%）。因此，进入“新常态”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进行转型调整，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新的动力机制发挥全要素增长率的作用 一、经济的增速回落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突出特征表现为GDP增速下降，对于曾经保持多年近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新增财富的减少不利于存量矛盾的消除。适度的经济增速是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对经济增速近年来的回落需要审慎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从而以新的理念作为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导原则 （一）GDP规模扩大造成其增速的自然回落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借助于加入WTO的重大契机，中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依靠引进外资、技术、管理所积聚的强大供给与世界市场的广阔需求实现无缝对接，入世三年之内实现出口总额翻番，不仅奠定了“世界工厂”地位，同时经济总量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06年、2007年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次“东亚奇迹”在中国得以体现，这其中“出口导向”战略至关重要 排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同时2015年人民币已获准加入SDR货币体系，因此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数字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增速低迷相比，中国经济依靠要素投入形成的规模优势可以实现极具竞争力的低成本扩张，但是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来临之际，单凭要素投入带来的GDP增长率在规模扩大的基数之上必然出现自然回落，这一点也符合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成反比的普遍规律 （二）结构变化对GDP增速产生的影响 通常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历农耕社会、工业化及后工业化阶段，在不同阶段，因经济结构不同使增速特征不同。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速必然缓慢，工业化社会随着大量科技及发明创造的运用，经济增长较快，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均保持过多年的两位数增长。而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开始占据较大份额，创造主要物质财富的第二产业面临增长瓶颈，经济呈现“高质量、低速度、高效益”特征，发达国家如美欧日的经验均验证了此点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期间，结构也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大幅上升、第二产业仍然占据较高比例，已经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阶段。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比例首次超过一半，体现为经济由高速转为中高速 （三）世界贸易格局变化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竞中有合但以竞为主。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安倍经济学”等战略清楚地表明在世界经济增长混沌之际，各发达国家力图占据新的世界贸易制高点，这其中以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最，寄望于在WTO框架之外再塑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波及，各国贸易保护倾向日益加深。在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收缩之际，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需要，然而经济社会一则资源存在稀缺性，二则技术手段存在有限性，因而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克服无限需求与有限供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2] （一）萨伊定律在现阶段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