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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旧小区治理的三重困境 　　摘要：城市老旧小区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一部分，日益成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难点问题。从治理的基本要素出发，以南京市J小区的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发现城市老旧小区治理面临着三重困境，即协调困境、过程困境和互动困境。但是，仅靠政府已无法解决这些困境，需要不断完善老旧小区的组织建设，实现小区组织化以增进小区内多元主体的互动，推动小区治理走向善治 关键词：社区治理；老旧小区；治理困境；小区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05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老旧小区主要指单位制改革之前的由政府、单位出资建设的居住区，与1998年房改（商品房改革）之后建设成的居住区相对。这类小区一般地处城市老城区，人口密集且房屋产权归属较复杂，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房屋设备和配套设施比较陈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配套设施不齐、违章搭建严重、停车位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的质量、和谐社区的构建和美好城市的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则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为城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 治理强调不同主体相互合作、管理共同事务，以达到集体行动的一个持续过程。治理与管理不同，管理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处理事务的过程，而治理则强调上下互动的一个过程。社区治理指由社区各类主体，如政府、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组织、居民等，依据正式法规或者非正式的约定，共同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伴随着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社区治理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涌现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奥斯特罗姆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典型代表，她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得出集体合作治理解决公共事务是可能的。俞可平是国内关注治理理论比较早的学者，他认为善治是治理的终极目标，善治是一种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善治不受政府范围的限制，公司需要善治，社区需要善治，地区需要善治，国家需要善治，国际社会也需要善治[1]。随着单位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许多事务下沉到社区，城市社区的治理引起了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例如，郭风英等[2]认为国家凭借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使单位结构化于国家行政体系之内，形成社区管理空间单位化、管理组织科层化、单位功能全能化和管理主体单一化的管理体制，而单位社区改制有助于社区治理逐步走出单一治理的困境和实现社区治理转型。魏娜[3]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概括为三个阶段，即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的治理模式、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刘娴静[4]则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历程的描述和分析，提出“竞争?D合作主义治理模式”即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前景路径选择。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向农村社区、城郊村社区、城中村等边缘性社区治理转移，李意[5]发现城郊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这些边缘化特征受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的影响。李凯中[6]则认为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有利于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蔡禾等[7]以广州市的一个城中村即J社区为例，发现渐进的市场化和突发的制度变迁导致了城中村的权力格局和社区秩序发生了种种变化，居委会―村公司构成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目前已经成为城中村特有的“双轨制”权力模式。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各类社区的研究已经是比较充分的，但主要是针对不同形态的社区治理进行的研究探讨，而不同形态社区内部也都分别存在不同层次的内部整合和变迁发展问题。城市老旧小区是我国城市社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老旧小区的弊病不断显现。而且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如今的新型小区也会逐渐演变成未来的老旧小区，有些则已经遇到老旧小区相似的难题。所以，作为社区治理一部分的老旧小区治理关系到整个社区的整合和城市的发展，其治理水平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度量整个社区、城市整体和谐程度的重要参照。本文以老旧小区治理困境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对南京市J小区的环境整治行动的考察，分析小区治理遭遇困境的原因，并尝试提出防范或消除治理困境的方法 二、J小区及其环境整治行动介绍 J小区是南京市GL区R街道的老旧小区之一，小区有住户2038户，流动人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