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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的范式意义 　　一部好的学术史，决不是对学术历程的简单编年、梳理，对学术成果的简单罗列、评点，学术史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其意义决不仅限于历史记录这么简单，它可能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学术革命的理想。我认为刘锡诚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具有这样一种范式革命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学学术史。过去我们所见的民俗学发展史（含民间文学发展史，下同），基本上都是由北师大系统所书写的。所谓北师大系统，也即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团队，或者直接、间接师从于北师大民俗学团队的民俗学者，说到底，也即出自钟敬文先生门下的民俗学从业者。所以说，传统的民俗学史，本质上是遵循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思想而建构起来的一套学术史 那么钟先生又是依据什么来建构这一套学术史呢？当然是依据他自己的知识结构。钟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当事人，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俗学界惟一的学术领袖，甚至被学界称做“中国民俗学之父”，所以，他对于中国民俗学史的认知，左右着学界对于中国民俗学史的认知。钟先生将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史主要分成了三个时期，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他自己是这三个时期的亲身参与者、见证者，因此这三个时期的学术成果就得到了突出的介绍。我自己治民俗学史的时候，就是遵循这一线索来进入的，这三个时期的学术成果也因此成为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学术史的素材来源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自然积累的理路，也即在学术史家的从业过程中不断接触、日渐习得、逐步积累起来的学术史资料；二是按图索骥的理路，也即学术史家依据一定的学术理念，从浩瀚的前人学术成果中挑选出建构学术史所需要的材料 对于钟敬文先生来说，由于他本人就是民俗学史的主要亲历者，因此他的学术史素材主要基于自然积累的理路。依据这一理路建构起来的学术发展史，脉络清晰、人物简单、传承路线单纯、学术成果相对比较集中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遥想公瑾当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学术史书写者来说，我们首先需要习得一套学术范式，用范式来武装自己的眼光。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的学术搜索就能够避免漫无边界的盲目性，就可以明确学术搜寻的方向、阅读思考的标准，因此，搜索什么，选录什么，弘扬什么，遮蔽什么，都会受到这套学术范式的约束。前面说到，我们都是出自北师大系统的，我们的学术范式就是钟先生传承下来的学术范式，因此，我们的学术史眼光，往往也只能聚焦在钟先生为我们划定的学术地盘上，这些地盘之外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 可是，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略显陌生的学术史图景。蒋观云、胡寄尘、王显恩、陈国钧、张亚雄……这一连串的名字，都因刘先生的挖掘，开始进入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先生的学术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大批过去被遮蔽被忽略的学术成果，他从故纸堆中找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文字，给它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用自己的评述为它们擦拭、抛光，让这些成果得以重放光芒 学术史最终是要提供给行内学生阅读的。学生不仅通过学术史了解一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还通过学术史来寻求他们的模仿对象。学生们在学术史中看见了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娄子匡，于是，他们就会把这些人的学术成果找出来认真研读，这些成果也就被他们奉为圭臬，成为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刘先生的学术史让我们在这些主流的名家名作之外，重新见识、学习到另外一批非主流学者的异样的方法和成果，事实上等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民间文学新范式的臧宝地图。华东师范大学的游红霞博士，就是在刘先生学术史的引领下，不断深入挖掘，先后发表了《清末明初浙江学者蒋观云的风俗观》《论蒋观云的神话学思想》《清末民族视角下的民俗诉求》等系列学术史论，最近还将这些成果结集成《蒋观云学术思想研究》出版 学术史家总是会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学生，反过来，学生也会在学术史家的引领下，通过学术史家的书目清单来寻求他们的模仿对象，通过这样的学习，逐步建立对于学术研究的感性认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选择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而展开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一个民间文学从业者，他们对于学术的认识、学科的认识，正是建立在对于学术史认识的基础之上 刘先生学术史最独到的地方，恰恰与他的个人学术历程相关。刘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可谓半路出家，正因如此，刘先生没有受到北师大系统民俗学学术范式的束缚，他是先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出版、推广、组织、研究等具体的工作，而后转向学术史写作的。刘先生更容易关注到那些非学院的，以及游离于主流学术派系之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 刘先生钩沉了一大批散落在书山文海中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但他并不是用按简单的时间顺序罗列这些成果，而是从方法论上对它们进行了分门别类，分析、总结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对每一个流派做出评述。这些评述事实上等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