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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促进机制 　　摘 要：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的经验，在国家权威监管之下需要重视食品企业类社会组织和食品类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作用。促进这两类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应允许消费者成立公益性打假组织，赋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自治权，借鉴食品安全卡特尔豁免制度，吸收食品安全组织行业标准之合理部分，以期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治有所助益 关 键 词：社会组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促进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6-0033-07 收稿日期：2016-04-07 作者简介：黄秋娜（1980―），女，河南禹州人，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食品安全是现代社会必须正视的重大民生问题。针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我国《食品安全法》在出台六年之后经过重新修订确立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其中，“社会共治”是政府权威监管之下促进社会组织、经营者、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合作治理模式，它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性，重视社会的自我管制能力，将社会自我管制与政府治理同等看待。社会组织与单个的、孤立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相比，具有组织性、非营利性、民主性、自律性、互益性与公约性等特征，组织成员通过制定并遵守组织规章的方式，互相监督，自我约束；组织活动的宗旨和目标是为了增进全体成员的利益。[1]社会组织为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依靠组织的协调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群体目标及个体利益。社会组织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天然地具有连接政府与市场主体并为政府干预市场服务和监督约束市场主体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食品领域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类，即食品企业类社会组织和食品类消费者保护组织，这两类社会组织不具有营利及政治功能。我们知道，食品企业类社会组织主要以食品行业协会的形式出现，其成员是从事食品生产与经营的企业，目标是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保障行业及成员的利益，组织内有行规约束，亦建立了相应的奖惩机制，有能力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和技术服务，组织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共同维护行业的良好声誉。食品类消费者保护组织以作为消费者的自然人为组织成员，目标是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抵制不安全食品，维护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的合法权益。就我国目前而言，这两类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差强人意，因此，如何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促进这两类组织的发展，不仅关乎《食品安全法》中社会共治原则的实现，也关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成效 一、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的必要性 食品属于信息经济学上较为典型的信任品，消费者在食用之前无法判断相应食品的真实信息，在食用之后往往仅能获得食品口感方面的信息，而对于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如添加剂的用量、营养成分、农药残留等信息则无从知晓。经营者在利润与市场份额的目标之下基本上没有动力提供完整的食品安全信息。因此，食品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此也导致消费层面的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这不仅损害了诚信守法的经营者的利益，更损害了既存消费者及潜在消费者的利益。而我国的消费者并未形成真正自治性、专业性的社会组织来维护消费者群体的利益，消费者常见的维权方式是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分散于各地的“职业打假人”亦是在维权与牟利的中间地带艰难游走，因而“打假”的公益性难以实现。加之我国食品产业链涉及面广，食品类企业众多，小作坊式的企业遍布各地，也使得政府主导的监管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在《食品安全法》修订之前，我国一直沿用多头、分段或监管的模式将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监管权力分配给几个部门分别实施，期望通过分段式监管模式保障从农田到餐桌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事实上，多头监管的结果是各部门之间权力边界无法厘清，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并存，政出多门、执法通道不畅等现象依然存在。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风险或事故，因为没有一个监管部门对最终结果负责，所以很难追究监管责任，也会由此导致监管活动重复、法律难以实施、监管活动缺乏一致性及监管盲区等问题。[2]还会引发公众对政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不信任 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将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的监管权统一归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形式上打破了多头监管的模式，使监管机构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从而强化监管机构的责任意识，防止监管责任外泄，弱化监管机构对其他部门的依赖性，克服多头监管体制下的监管机构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3]这为食品安全治理责任主体的确定奠定了基础，但是统一监管只是明确了监管主体查处违法行为的职责，若没有较好的制度规制监管主体的不作为，监管仍会失灵，违法行为仍可能存在。因此，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