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文学评价体系.doc

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体系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又引起了关于路遥和现实主义的广泛讨论。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 1988年完成，但这部现实主义长篇巨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文艺思潮风云变幻的 1980年代，现代主义、先锋派等文艺思潮风头正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规范，在这一审美规范的视野中，“现实主义”是一种陈旧、落后、保守的写作方式，而只有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的探索，才是“创新”。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路遥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他在小说《人生》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潜下心来，以 6年的艰苦劳动，最终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在路遥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们可以看到路遥创作这部作品的艰辛过程，而在厚夫新近出版的《路遥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发表、出版的曲折故事。在以现代主义为新时尚的文学界，这部作品所遭到的冷遇可想而知，而路遥也为这部作品耗尽心力，于 1992年英年早逝，年仅 43岁 《平凡的世界》虽然受到 1980年代主流文学界与评论界的忽视，但却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几项读者调查中，都显示《平凡的世界》是“当代大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或者“20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就在读者中有着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稳定的，而且在逐步上升。最近，《平凡的世界》“专家冷，读者热”的奇特接受现象，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与反思，不少学者与评论家都认为，应该重新认识《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在我看来，重新认识路遥与《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人民文学”传统，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精神，重新思考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评价体系 1.路遥与“人民文学”传统 路遥在他的小说与随笔中，多次表达了对柳青的尊重。柳青不仅以《创业史》等经典作品著称于世，而且他长年扎根在长安县皇甫村的经历，也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等方面，对路遥这一代作家，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柳青对路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扎根生活与人民，在对生活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中构思与创作自己的作品;以典型人物与典型的社会关系为核心，敏感地捕捉一个时代及其精神的变化，并以史诗性的形式呈现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锲而不舍的文学追求，以及勇攀高峰的执著精神，柳青在病榻上仍在修改《创业史》第二卷，而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也几乎累垮了身体。柳青只是“人民文学”传统的一个突出代表，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在 1950年代也都回到故乡，寻找到一块根据地，长期深入地体验生活，在与普通民众的接触了解和共同生活中，才创作出了《三里湾》、《山乡巨变》等经典作品 当然在 1980年代，“人民文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路遥和柳青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相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和孙少平、孙少安相似，在梁生宝身上也有着积极的奋斗精神，但不同的是：（1）梁生宝不是“个人奋斗”，而是作为一个小集体的带头人，带领村民“集体奋斗”;（2）梁生宝奋斗的方向不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而是和乡村融为一体，在大地上建功立业;（3）梁生宝的奋斗目标也不是个人的“发家致富”或“成功”，而是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孙少安、孙少平的“个人奋斗”，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及其“集体奋斗”，其实更典型地体现出“人民文学”的人民性，而《平凡的世界》在 19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继承了“人民文学”的传统，而又在某些方面做了变异。或者说，路遥小说中的人民性，处于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他小说中的“人民性”与柳青小说中不同，柳青小说中的人民性是扎根于乡土的，而路遥则要从乡土中走出，但他的小说中仍然是有人民性的，而在 1990年代新写实小说之后，我们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个人”及其“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人民性”要有一种历史的理解，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对“人民”转化为“个人”的过程才能有深刻的认识，而路遥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 现在我们一般都说，1980年代对路遥与《平凡的世界》评价不高，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在1980年代也有一些评论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否则《平凡的世界》也不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对《平凡的世界》评价较高的就是秦兆阳、朱寨等老一代的批评家，而这些批评家恰恰在新时期延续了“人民文学”的传统，他们与当时提倡现代主义的批评家构成了一种对立。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在秦兆阳主持的《当代》杂志刊发，并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平凡的世界》最初如果先到秦兆阳手中，或许就不会经历发表与出版的波折了 当然秦兆阳这一代批评家也有他们的局限性。秦兆阳在 1990年代初有一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