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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的斗争与艺术的美学体制 　　一、趣味的斗争一布尔迪厄审美理论的局限性 在古典美学中，趣味的本体内涵被赋予了一种由想象力带来的心理作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趣味基本上都被定义为与人的味觉紧密相连而与主观性的审美判断无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趣味的概念则被发展成为与人的触觉和味觉等感官感受直接联系的对优雅品味的判断并成为审美鉴赏的关键。康德在十八世纪提出“趣味无争辩”，阐述了其在审美趣味上的明确观点，即“趣味的无争辩”只能建立在对趣味争辩的基础之上，然后才知道趣味是真正“无争辩”。对于康德来讲，趣味由于自身的无功利性而成了审美的代名词，只有同时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的人才能够体会趣味的审美愉悦。对趣味的判断即对审美的判断。趣味判断完全可以经后天习得，趣味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一种情感，是鉴赏者不用借助逻辑知识形成的概念，无功利地对客观对象的形式产生的情感 承袭康德对趣味的定义，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趣味作为与生活条件的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起到对不同阶级进行聚集和分隔的作用。趣味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有即人与物的原则，是一个人对别人而言之全部所是的原则，是一个人借以给自身分类并被分类的东西的原则”。因此，趣味可以被理解成建立在天性基础上的习性而成为与一个条件相关的影响构成的分类系统。这个条件处在不同条件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上。趣味支配着“与被客观化的资本、与这个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物品的世界的关系，而这些物品有助于确定趣味，允许趣味通过专门化得到实现”。因此，趣味基本上被以权力关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不同资本为基础的结构所结构着。能够得以实现的趣味取决一个“生产场”中生产者财产系统的状况和变化，而趣味的变化又促进了某些生产者在构成这个“生产场”的斗争中的成功。因此，趣味支配着与被客观化的资本、与这个被划分等级的和能够划分等级的物品与世界的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趣味绝不单单具有美学上的鉴赏判断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阶级的区分。人们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产生了趣味，同时，根据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生活习惯、对资本的占有和支配情况等，这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趣味超越了美学上的鉴赏判断意义，具有了它的社会性功能。布尔迪厄上述关于趣味的概念却与《区分》中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或者中下阶级对自己的趣味没有自主性的观点相矛盾。因为在《区分》中，布尔迪厄将趣味的美学问题划分为社会阶层差异与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在“生产场”中分配的问题 在社会分层中，小资产阶级追求合法性文化，以使得自己在趣味的象征秩序中能够占据有利位置。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是为挑战合法性文化，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布尔迪厄认为趣味斗争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以及对合法性文化具有文化善意的群体。虽然挑战趣味和审美标准，不一定能够让小资产阶级在象征秩序上向上流动，但仍是对试图寻求合法性文化的认可。因此，要研究阶层流动与趣味斗争，只需要去看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如何通过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斗争即可。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与趣味并不是愉悦而是一种必需。因此，工人阶级无法创造那种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生活的艺术”。工人阶级的对于反映文化资本和习性的活动如文学与艺术的审美经验等都是由其经济条件决定的。工人因为经济条件和只能选择生活所需的愉悦而没有办法在艺术场域有任何斗争的可能 如果说工人阶级的生活只是为了满足其生活必需而进行的再生产，其趣味是生活必需的趣味而不是为了追求自由的趣味，那么其的趣味就永远受限于生活的必需。那也无须讨论工人阶级的趣味问题是否会与小资产阶级、没落贵族或者资产阶级相冲突。工人阶级生产的产品也只是在其场域内的产品而不是艺术品。因为一旦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么所有生产物质的劳动就无任何意义。同理，文学作品也只有通过文学场域才能体现其自身的全部价值，文学场通过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文学场域内行动者和制度的系统，行动者和制度负责生产和再生产文学场的习性，同时满足并生产对文学作品的渴望。美学绝不是也不应当是纯粹艺术的，否则，工人阶级便是与美学相距甚远的一个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就不存在挑战既存合法性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一直处于趣味阶序的底层，不会向上流动 虽然布尔迪厄并没有直接说明工人阶级不可能创造文学，但在其著作中的工人阶级是被遗忘的无习性群体，或者说他们的习性被制约在自身的阶级环境中，受到最底层的阶级位置所牵制而没有可能缩小与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差距。所以工人阶级在趣味、习性和资本上没有竞争性，也就无法挑战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趣味。因此，工人阶级所创造的文学会因为没有在文学场域中具备象征性而不能称为文学作品。布尔迪厄描写工人阶级无法通过趣味进行斗争对于观察既定的趣味阶序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也指定了工人阶级不是趣味斗争的主体 由此看出，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