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书话』陶渊明的儒家精神.doc

『闲闲书话』陶渊明的儒家精神 两天时间在家里，闭门不出，看《陶渊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杜景华著），读《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郭维森、包景诚译注），读得差不多了，我忽然觉得，穷困潦倒的人读陶渊明其实有点不恰当，比如我吧，猫在屋子里，举头望窗外，看见的就是灰不溜秋的水泥房子，和灰不溜秋的一块天，哪里有东篱之菊与南山悠然呢，老家倒是在农村，可是土地早已在我上辈人手里经过分田分地一阵忙就承包到户去了，我自然也没有南山可以种豆了，而且即便我真有一块小土地，恐怕要让我“戴月荷锄归”，也是做不到的，这岂不是更让人难过吗？倒是那些大富大贵人看看陶渊明才较为恰当，就像吃惯了茅台大菜的人，偶尔来点窝窝头加烧酒还很是一种享受一样。不过，尽管如此，读了书还是写点感想。 　　我读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和译注者，似乎都害怕朱自清，因为朱先生说过陶渊明的思想接近道家，所以他们虽然觉得陶渊明的思想里儒家精神很强烈，也总要把这点排在第二位，先说道家，再说儒家。而我读了陶渊明的诗文，横竖只能感觉陶渊明虽然受了道家的影响，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儒家，而且恐怕还是一个坚定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看儒家和道家的关键的区别。 　　 　　一、儒道两家的关键区别 　　我以为，儒家和道家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入世与出世，因为儒家其实也同意某种状况下的出世，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也。两家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人道的认识，其核心就是对“情”的认识。儒家的人道或者“仁道”是根源于人情的，首先要肯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是道家却是反情的，它是把“人情”也看作是人生的负累，所以庄子可以鼓盆而歌，但孔子却要痛哭。而陶渊明绝对不是将人情看作负累的，他所说的“役”、“尘网”绝对不是人间的情感，恰恰相反，此“役”、“尘网”，正是对于人之真性情的束缚，主要就是指官场上的一派虚情假意和不人道的残酷斗争。别人我不知道怎样，反正我读《归去来兮辞》怎么都感觉那不是什么自以为超脱的仙风道骨，却是一片亲戚之情。载欣载奔，既为了脱离官场的险恶，也是因为再次回到童稚绕膝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里。而且，这一篇文章的序里面也讲其写作的一个原由是因为诗人的妹妹去世，当然，这个事情也许是渊明离开官场的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又看他的《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都是一片儒者情怀，他赞他的妹妹是“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孝”，又赞他的从弟是“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另外还有一首哀悼从弟的诗《悲从弟仲德》，杜景华写的传记里面认为，此仲德其实就是敬远，并非另外一个从弟，且不管究竟是谁，那诗句也完全不是“鼓盆而歌”的道家气味，却是哀痛极深，以至于有人认为该诗写得不好，“特多弱句”。那诗歌说：“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这和他晚年所写《挽歌》中所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是一致的，无非是一种人情常识，即身份不同而情感深浅则不同。 　　此外，尽管陶渊明也是隐居，但是他的隐居明显和当时那些真正受了道家影响而去隐居的人不同，例如对待刘遗民的隐居，陶渊明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刘遗民隐居，古书上说他是“家贫，卜室庐山西林中。多病，不以妻子为心”，那么想来，这个刘遗民才真有道家的精神，抛妻别子，将亲情放在一边。当他邀请陶渊明和他一起上庐山的时候，陶渊明便写诗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这其实已经告诉刘遗民，他对于“不以妻子为心”的隐居是不赞成的。另外还有一首也是给刘遗民的诗，写道：“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这简直就是暗暗地跟刘遗民老兄唱反调了，我赞成杜景华的说法，也许陶渊明是在委婉地规劝这位受到道家或佛家影响的友人，同时也体现出陶渊明的隐居决不是道家那一类，也不是佛家遁世那一类。 　　陶渊明始终没有应慧远的邀请而加入白莲社，而且还写了《形影神》这首说理诗和彗远辩论，那诗歌说明了形影神三者不可分离的统一性，首先“形”与“影”好象可以分离，“憩荫若暂别”，但实际上不可分离，“止日终不别”，而“神”在陶渊明看来，是人的独特性，所谓“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但是“神”虽然与形和影有区别，终究却是“生而相依附”的，也就是说，形影灭了，神自然也不在了，不可能像慧远的净土宗说的神还会迁移到别的形中去。陶渊明的观念其实正是儒家的理性思维，魂魄与身体不能分开说一个要死一个不死，身体死亡，魂气与魄气也就一上一下各自散了。儒家所说的“神”并不是灵魂不灭的灵魂，而是指人生在世树立起来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宗教的，而是历史的，即留传于后世的崇高品德。 　　总之，陶渊明的精神，本质上是儒家的精神，越到老年，这种儒家的传统表现得越明显，他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也多出于晚年，人们称之为绝笔的《自祭文》乃是一个不合于流俗的儒者对于生死的总结，他说